《周易》述评

本文主要对易、卦、爻、辞、《易经》、《易传》、《连山》、《归藏》、《周易》等的含义及其基本内容进行了评述,并对《易经》六十四卦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评价。     

《易经》与《圣经》对话:论清初耶稣会士白晋对《蒙卦》的诠释

清初,法国耶稣会士白晋来华,获邀居于北京紫禁城,研究《易经》,积极从中寻索"弥赛亚"的预言,宣称中国古代圣贤早获上帝之启示,故被其同侪冠以"索隐派"的称号。白晋完成了十几篇《易经》的注疏,包括以汉语写成的《易稿》《易考》《易经总说》及《大易原义》等手稿,借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解读卦象及推演义理,促成了《易经》与《圣经》较深入的对话。本文以《易稿》为研究对象,考察文本的诠释角度,审视白晋如何为《蒙卦》注入新的意义,令《蒙卦》几乎涵盖了基督宗教的整个"救恩史"。     

《易经》与审美之维

本文考察了作为中国哲学原点的《易经》文本的思维特性，并与《诗经》的思维方式作了比较，认为《易经》与《诗经》是中华民族思维不同的两列系统，二者之间不存在源流关系。《易经》的卦画符号不涵有文学的象征意义，自然亦非文学形象思维的滥觞。进而作者具体而微地辨析了长期以来被混淆的“比”与“兴”两个概念在内涵上的质的区别，认为前者主理，后者主情。     

DNA复制程序与易卦展开程序的同一性

一、引言卡里·B·木里斯题为《聚合酶链反应之非常性起源》的文章揭示了一种制造DNA断裂之无限复本的令人吃惊的简单方法①。1992年2月的《纽约时报》认为,本里斯1983年的发明在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中是具有革命性的。令人惊讶的是,木里斯表现这种简单二进制数学程式的图式显然与邵雍所排列的《易经》卦体的展开程序相统一。这两者之间的突出相似性是否为偶然的巧合?如果考虑到《易经》的程序是以二进制数学为基础的,并且它与莱布尼茨二进制数表之间的同一性已被良好地确立起来,那么要草草认为DNA复制程序与卦     

从《易经》到《红楼梦》

从《易经》到《红楼梦》周汝昌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个“三才”思想观念。它反映在《易·说卦二》，其文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从系统哲学角度解析生态文明思想

追溯中国生态文明系统哲学的渊源,"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实际是从道德意义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孔子作《易传》包含着一系列朴素而又精辟的生态平等价值观思想。《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人是与自然界平等存在的一部分;充分肯定天人之别,肯定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性,始终向人们昭示一个真理,即必须充分尊重客观规律;《易经》提倡人生的最高理想是达到主客体的高度统一。乾卦"九二"爻辞的"田",通假字为"细",指的是仔细观察,实际讲的是人探索自然规律的开端。"九五"爻辞的"大人",是人与自然界高度协调,即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新时期,中国生态文明系统哲学通过多种途径汲取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精华。人们尚需在兼容包蓄、自成科学体系、实现成果转化等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     

《易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作为中国文化的第一部典籍,《易经》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多层次的。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在西方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一样,《易经》也为华夏民族确立了基本的思维定势,规定了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衍化。大而至于哲学思考,小而至于日常琐事的决断处理,无不深受着《易经》思维模式的规范。本文主要从哲学、文学、科学的角度简要考察《易经》的影响。     

易经思想与怀特海范畴图式之会通和比较初探

过程哲学与中国哲学特别是《易经》有许多相似相通已经在众多学者中取得共识。深入对比分析《易经》和《过程哲学》中的“范畴图式”可以看出，“过程哲学先天太极八卦”，把“终极范畴”和“存在范畴”各基本概念综合表达于一个简洁的模型中，为诠释“范畴图式”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     

论马融古文易学及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马融的古文易注,对后代《易经》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重要地位与贡献不可忽视.古文《易》源自费氏,马融承而续之,但在对《易经》的注释中,以“其才高博洽”,打破壁垒之见,兼采今古文之说,对东汉学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周易》“序卦”“杂卦”秘义——殷周奴婢起义史料

《周易》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部珍贵文献,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历代阐释《周易》的著作不下三千种,而黎子耀教授的《周易秘义》不落窠臼,自创新说,认为《周易》是一部披着宗教外衣而掩盖其革命内容的伟大著作——殷周奴隶起义史,在易学研究中别开生面。该书分类注经,以经、传俱用隐语,故名《周易秘义》。《序卦》、《杂卦》两篇注是全书的精华,揭示《周易》的主旨。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