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代文化与“秦学”漫议

从本期开始,我刊将推出一个新的栏目：秦学。所谓“秦学”,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学术课题,三秦大地丰厚悠久的文化积淀,举凡史学、考古学、文化学（包括文学、艺术）及至于哲学等等,无不尽囊其中。于是,“秦学”之“秦”,就绝不仅仅限于先秦王朝的１５年,而是上下纵横、贯通古今数千年的秦地历史文化、政治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哲学的一个总括性,统摄性范畴。本期推出著名学者佘树声、赵馥洁、肖云儒、胡戟诸位先生有关“秦学”的一组文章,希望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参与,推动这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中国古代小说“人狐恋”情节的文化透视

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狐恋”故事,以往学界喜从人的角度来诠释狐精的差异性,其实更应该从狐精的角度反观人世,摒除道教的采补说以及宗教的前缘说,着力于人情世态进行文化透视,从中窥视到男性潜意识中的占有欲望,认识到中国古代小说家把“人狐恋”作为人与异类相恋典型例证的缘由,那就是“人狐合一”,既满足了宗教劝人行善的教义,又通过狐精的结局,满足了人类于仙与人之间的某种幻想,而狐精的真性情,更多是人类情感的投射与情感缺失的补充.     

吴文化与“开明人”

吴文化中的反抗精神、创业精神、敬业精神以及善长经商、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意识,参与造就了开明书店;而开明书店以其先进的文化意识造就了具有民主意识、独立自由意识、开明意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的“开明人”;吴文化和“开明人”对我们至今仍有启示。     

中国古代的“告密文化”

告密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丑恶,它集中体现了政治运作与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中国古代告密成风,不仅其延绵和发达为东西方其他国家难以企及,而且,以告密为内核,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的告密,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君主专制政体始终以制度化的手段支撑和鼓励它的扩张,以此进行思想箝制、文化专制与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告密文化在中国的泛滥,造成了无以数计的被诬枉的冤案,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形成畏惧、防范、谨慎的心态特点,同时刺激了人性的异化,形成告密风气,对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中国,“告…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狱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古代新疆经济文化发展与“两个离不开”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为促进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新疆的开发建设中,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之间不仅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很密切。长期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把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关系。古代新疆经济文化发展的史实,就是对“两个离不开”关系最有力的证明。（一）从古代新疆农业…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从“文人”到“文化人”

3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文人”往往是受贬斥的语词,是跟“迂腐”“动摇”“自私”“寒酸”“缺德”“懦弱”联系在一起的。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帽子,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文化人绝不应该成为专制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成为自由市场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官”的羁绊和“商”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     

古代中国人移居朝鲜半岛与日本“汉人”的形成

自公元前3世纪或从更早的时期,东亚大陆居民数次从朝鲜半岛集体移居日本列岛。关于这些移民的民族成份,目前,日本、韩国学界有很多研究者认为他们属于朝鲜系民族。然而,经过仔细考证可以认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社会群体“汉人”,其主体部分是两汉魏晋时期移居朝鲜半岛的中国人的后裔。“汉人”对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和文明进程的飞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     

古代文化思想“时”、“位”合论

<正> “时”与“位”,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里,意蕴丰富,互相发明。本文略陈己见。一、时经验世界里的事物,从无机到有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有一个由生长而发展而持续而衰老两死亡的过程。但是,如果超越有限的时空,从宇宙整体着眼,循依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思考,则世间的事物无所谓生,无所谓存,无所谓灭,一切都是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这种嬗变过程,如环圆转,纯粹绵延,永不间断,赓续无垠。西方哲学家柏格森称这纯粹的绵延为时间。但在中国文化思想传统里,舍弃开殊相的运动与变化,专对“时”作形而上思考的哲学家很少,更多的是依傍着现实的事物去谈论它。在古人看来,“岁,时、     

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之“道心”

"道"是自然万物的本源;万物运行的本质规律。"道"本体是宇宙的终极根据,以及人生价值的源头。如果锻造出能窥及艺术大美的主体——能把握深层艺术效果和积极内容价值存在的自我,即能无限接近宇宙本体大美的心灵,进入"道心",才能创作出补益于天地身心的艺术作品。     

“青海”意象与古代作家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

“青海”意象的生成体现出虚实并重的特色,青海地理位置的边远与民族战争的频繁是该意象形成的客观基础,古代作家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观念则成为地理概念转化为艺术符号的内在动因。在漫长的岁月里,西部各民族之间的战和更替、对峙融合的形势变化,不仅造就了“青海”意象的书写历史,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作家的民族文化心理从焦虑到欣喜的历史嬗变。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九人谈

劳承万（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文艺理论座谈会。２０世纪即将过去,２１世纪即将来临,我们需要回顾和展望的问题很多。但升温较快的热点,似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现在,我们就这个热点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当然...     

古代越人信仰“蛇图腾”说质疑

关于古代越人的图腾崇拜,学术界流行的是所谓"蛇图腾"说.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从根本上忽视了原始社会图腾信仰的基本内涵及其本质特征,而仅仅依据东汉以后人的一些野史传说.因此,所谓古代越人信仰"蛇图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图腾 (totem) 一词,源于美洲印第安奥季布瓦人的方言,意为"他的宗族".远古时代,尚处于蒙昧野蛮状态的人类祖先,每个氏族都相信自己与宇宙自然界的某种动     

“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的风险文化

"天人感应"既是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险文化.它源于谴责,成于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并以逆向推理获取警示效果.从最早带有"天命论"色彩的"敬天保民"观念,到使其完善的邹衍的阴阳五行观念,再到最终构成体系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反思性思维,彰显了"天人感应"的风险文化特征.     

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

"两班"及其文化是古代朝鲜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两班起源于高丽,而两班文化成熟发展于朝鲜王朝时期,其典型形态是在地两班.在地两班于16世纪时走出京城返回农村,并构筑了自己的永久世居地和文化根基.他们在朱子学的价值体系中,远离商品经济,营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文化,成为朝鲜王朝稳定的社会体制基础.     

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

汉字的形体构造和词义流变对中国文化原始状况作了最早的记录,通过对汉字的专门研究,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科学技术、古代社会制度、古代宗教信仰、古代社会习俗等等情况,从而把握中国文化的源流。     

姓氏文化与古代法律

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盛行 ,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姓氏作为宗族血缘的符号和标志 ,人们赋予其很多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对古代法律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本文就传统姓氏文化与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立后收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中“官本位”意识初探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辉煌灿烂的诗歌文化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官本位”有着一种内在联系。官本位严重地控制了中国古代诗人的思想、人生,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也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