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即中国式的地方史

本文从现代史学理论出发，提出地方志即中国式的地方史的观点。并从历史上地方志的历史学科属性、前代学者有关“志即是史”的探索，以及方志发展中与地方史合而为一的事实等方面加以论证。进而对史志关系以及传统史学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指出要将地方志成为一门独立的方志学而脱离历史学科是不可能的。     

浙江方志源流考略

浙江素称“人文荟萃,著述斐然”之邦。地方史志源远流长,种目繁多,在中国方志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浙江方志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无独到之处,本文拟就此作些粗浅的考索。浙江地方志始于何时?一般的看法是把《越绝书》(东汉袁康、吴平编撰)当作浙江乃至全国的第一部方志。清人洪亮吉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近世多数学者亦宗尚洪说,认为此书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地方志”。我们则持不同看法。《越绝书》并非方志,把它归入地方史之林更妥。理由有三:其一,《越绝书》现存十     

“词典”不等于“辞典”

不论在书店还是在图书馆,我们所见到的工具书中,都有大量的《……词典》与《……辞典》,仔细考察,发现二者在使用上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既有《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辞典》,又有《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词典》;既有《中国画家大辞典》,又有《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又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既有《成语词典》,又有《成语辞典》。上述“词典”与“辞典”没有区别。不仅如此,一些有关工具书的专门著作,对“词典”与“辞典”的定义也极为混乱,不能加以明确的区别。詹德优先生的《中文工具书导论》分类目录和正文论…     

论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逻各斯”

在赫拉克利特哲学中,“逻各斯”不是指世界的普遍规律,它主要是作为本原而存在的;“逻各斯”与“火”作为本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由“逻各斯”和“火”构成的本原理论在古希腊早期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意义。     

新编地方志要彻底否定“文革”

本期新辟“方志研究”专栏。魏云生撰文指出,在各地新修方志中,如何正确编写十年动乱期间的地方史志,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关键是必须体现彻底否定“文革”的精神。《鲁迅辑校〈会稽郡故书杂集〉评介》介绍了鲁迅对方志的关心和重视。《兰溪琉球国使墓考略》的作者在编修新县志过程中,对旧志记载的资料不盲从照抄,而是加以认真的查考,这是值得提倡的。     

“法制”与“法治”概念再分析

“法制”与“法治”概念再分析孙育玮笔者曾在１９８７年写过《“法制”与“法治”概念分析》一文,发表于《学术交流》杂志１９８７年第６期上。当时该文的基础观点认为：“法制”与“法治”是法学和法律生活实践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由于它们意义有...     

刍议“官本位制”

何谓“官本位制”,没有权威的定义。一般是指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准或参照系,用以衡量人们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及人身价值的机制。它犹如经济学上的“金本位制”。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为什么会出现“官本位制”这种观念和现象?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它既有政治经济的,又有思想、文化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原因。概括起来: 一是长期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以吏为师”,“官牧民”等政治文化意识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盛行的是一元化的社会成     

“比较的”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的”史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既有“比较的”文学史,也有“比较文学的”史,二者既相对独立,又互通有无.本文认为,“比较的”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的”史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前者是文学史,后者是学科史.“比较的”文学史是用比较的理念、视角和方法撰写的文学史,而“比较文学的”史则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自身发展繁荣的历史.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后者的研究对象是学科.前者的理念既可用作外国文学史,也可用作本土文学史.后者却只能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自身从孕育到产生再到发展的历史.     

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概念内涵浅谈

本文认为“小康社会”既有经济目标又有政治目标，是“经济小康”和“政治小康”的有机结合。“经济小康”和“政治小康”互为目标和条件。要全面准确地评价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概念的内涵。     

“世界历史性存在”视野下的民族音乐多重化

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时代性表明,对民族音乐艺术“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多重化现状进行辩证的、系统的哲学思考是必要的。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系统认识中国民族音乐艺术在“世界历史性”时代存活状态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     

方志舆图制作中方向处理的个案研究——以道光《紫阳县志》的舆图为例

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是方志舆图制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对方志舆图进行研究一项重要内容;对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的方法及原则进行探讨应具有一定数量的、遵循同一制图原则的方志舆图;道光《紫阳县志》中的31幅舆图则可以满足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方法及原则探讨的需要;道光《紫阳县志》舆图方向处理的方法实际上体现出了以高为上或以山为上的方志舆图方向处理的原则,这是一种经验性的方向处理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于探讨乾嘉时期乃至明至清代中前期方志舆图的方向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地方志:GIS的最佳数据源

作为地理信息系统的CIS,其关键要素之一是数据源及数据.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国特有的地方志因其地域性、客观性、资料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而成为可贵的信息资源.尤其是在GIS得以广泛应用的当今信息社会,地方志资料作为其广义数据源,更加显示出其所独具的资源丰富优势、古今纵览优势和信息相关优势.开发地方志资源,使其成为GIS广义数据源,将会使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应用更加广泛,从而促进经济建设.     

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气候灾异与吴嘉纪诗歌风格的形成

清初著名诗人吴嘉纪创作了大量气候灾异诗,这在诗歌史上极为罕见。东淘地区水旱频繁,吴嘉纪深受其害;同时他耳闻目睹灾害中贫民的悲惨遭遇,极为同情。这一切使他异常关注东淘的灾异。吴嘉纪以诗为史,记录了发生在周围的气候灾异以及灾难下民众的生活,不仅丰富了方志中的气象史,也反映了灾异中百姓生存的艰难,官吏、盐商、富户为富不仁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东淘频年的灾异、艰苦的自然环境,对《陋轩诗》严冷危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日本飞鸟时代初期的天皇名

日本飞鸟时代初期的各位天皇的名字,虽然在日本各史料中的文字记载不尽相同,但是读音一致。而中国的历史书《隋书》中,也有关于飞鸟初期天皇名字的记载,其中汉字仅仅将倭王名的日语古音表现了出来,并且根据中国人的习惯,将名字记为＂姓○○,字○○＂。进入飞鸟时代以来,伴随着汉字的广泛使用,在选择人名用字时,汉字本身的意思逐渐受到重视。力求和周边国家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的统一国家的支配者们,以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中的人名为模型,改造自国的人名,以求实现人名的体系化。但是,由于这一改造违反了日本人名发展的正常规律,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人名中种种现象的真髓,仅仅是一种盲从,最终只能流于形式。     

先秦巫道的汉字学考察

先秦巫道研究对于中华文化史 ,特别是文明的起源 ,包括汉字的起源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由古汉字的结构理据解析入手 ,以文字与考古学有关资料相互印证 ,对原始巫道观念及行事进行了考察 ,为认识先秦巫道及研究先秦史和古汉字提供了有益的认识途径和参考意见。     

论凉州士人在北魏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凉州士人在北魏从事的文化学术活动主要有参与修订律令、修著国史以及置馆讲学等方面,尤其是在参与制定北魏朝廷典章制度方面影响深远。但由于崔浩国史事件、“平齐民”的迁入、“定姓族”制度的实施等因素影响,限制了凉州士人对北魏文化学术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谈迁在北京的学术活动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倾注毕生心血编纂了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国榷》。为弥补史料不足,使《国榷》成为信史,自顺治十年十月至十三年二月,谈迁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学术活动,搜集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不仅订正了《国榷》记载的错误,而且补充了大量资料,尤其弥补了崇祯、弘光两朝史料的缺失。谈迁还撰写了《北游录》,是研究清朝初年北京历史的重要资料。     

解读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中的主要女性形象

《虚假的事实》是印度著名进步作家耶谢巴尔的代表作,在印度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重点塑造的核心人物是女性,这在印度文学中是比较少见的。因此,本文试图解读作者笔下的达拉和甘娜格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典型意义,阐述作者通过她们所表现的对在婚姻问题上遭到过不幸的印度教妇女的理想。     

历史演义小说人物性格特征的审美文化探因

:演义人物的高度理想化 ,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 ,受英雄史观、道德史观的左右 ,将人物视为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艺术载体以及民众学习的榜样导致的 ;而人物的类型化 ,则不仅是人物理想化的结果 ,同时也与演义小说以情节为中心 ,从事件的角度来写人 ,人物在小说中扮演着固定的角色 ,演义因袭宋元以来戏曲、讲史的人物造型原则 ,迎合读者大众对英雄人物的审美期待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