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刺史的军事职掌与州级军事职能

在唐代的州级官员中,明确具有与军事行动相关职掌的官员是刺史,州级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唐代刺史的“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并非虚号,而是与刺史的军事职掌及州级的军事职能相符的。唐前期,刺史对州郡兵的军事权力有限,刺史对州郡兵有领兵权而无发兵权,普通州级对州郡兵的军事职能较弱,中央拥有对军事的绝对领导权力。唐后期,在藩镇长官兼治所州刺史的情况下,这些刺史拥有对州兵的绝对军权。而属州刺史对州兵的权力也根据不同情况,而有强有弱。同时,刺史还参与府兵、镇兵、团结兵等兵种的管理和领导,并参与募兵。     

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任期及地域分布特点探析

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的任期与地域分布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遥领和不之任人数明显高于普通刺史;其二,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在各道、州郡任期时间不均衡现象突出;其三,＂重首轻足＂方略明显。这种特点的形成是各个时期的朝廷根据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等因素进行调整的结果,皇室成员出任之地多与所任州郡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战略地位、历史地位联系紧密。     

唐代地方监察体系的核心:州府录事参军研究

以传统的监察视域而言,唐代的地方监察体系大致由两部分构成:唐前期的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大臣出使巡察地方;唐中后期则归因于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采访处置使制度。就唐前后期的这些常规性方式而言,均职司监察。但若以监察的实效性来论,则几于形同虚设。事实上,唐代地方层级上贯通着多重监察路径。而在这些颇具实效的地方内部监察系统中,身为州府僚佐的录事参军之于地方政治和监察,均饰演着极为"剧要"的角色。录事参军的主要职权即为监察权,不仅涉及对州府内部官员的行政监督,同时又深入到州府财政、户口、粮食等多重领域的监察之中。对州府录事参军的考辨,可补传统监察视野的罅漏,亦能感知其在唐代地方监察体系中的真实地位和作用。     

再议晋武帝罢州郡兵问题

“山涛论兵”的具体时间应该是成宁三年。罢州郡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大量地罢除州郡兵。其次是罢去刺史的领兵权。这一政策的执行相当彻底，晋惠帝元康中期凉州、雍州、荆州、梁州、益州等州恢复了刺史领兵，惠帝末才完全恢复刺史领兵。     

试论唐代开元时期的地方吏治

迄今为止,关于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如何整顿地方吏治的问题,尚无专文论及。事实上,无论是“贞观之治”还是“开元之治”,将其出现原因,仅仅归之于最高决策层几个人的作用显然是不够的。中央政权是制订政令的机构,政令制订以后能否有效地贯彻到全国各地,关键取决于地方各级官吏,这一点不论在古代和今天都是相同的。唐人陈子昂曾说:“……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臣窃惟刺史、县令之职,实政教之首也。国之兴衰,莫不在此职也。”可见,地方刺史、县令在国家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本文首先对唐代地方州郡的基本职能作一简要介绍。     

关于唐朝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

军队与军制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更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对于兵制方面的研究,诸如府兵、兵募、健儿、团结兵等,涌现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地域军事的研究则非常薄弱,尤其对于唐王朝国命所系南方的地方军队--土军,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不能不是学界的一大憾事.本文拟从唐代南方"土军"的构成着手,探讨南方地区出现土军的"团练化",统领官员的"文职化"以及军力"薄弱化"的问题.     

唐代财政领域的“加饶”现象

本文探讨了唐代后期和来、和市、赋税、便换、盐法及官吏俸料中普遍存在的加绕现象，分析了加饶的具体方式及产生的原因，指出唐后期加绕之盛与当时贷币制度的混乱密切相关，唐代加绕反映的是商品经济发展而货币经济跟不上这种客观形势。     

论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建设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全民生活意志旺盛、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各种条件的满足使唐代文人的出游热情高涨 ,并写出大量诗赋文章。唐文人对旅游文化的建设 ,在不同阶段其具体内容亦有所不同 :唐前期主要表现为游山玩水 ,欣赏名胜古迹 ;而唐后期则多以被贬谪的文人对边远地区旅游文化的开发建设为主。在我国旅游建设史上 ,唐代文人对旅游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原因新探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学术界通常的观点认为,唐代官场存在着较为浓厚的重京官轻外职的风气,是造成官员不愿担任刺史等地方官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并无不妥,但不全面.笔者认为,官员是否愿意外任刺史,与将要赴任之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之优劣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论唐代刺史的教化职能

教化百姓是唐代刺史的基本职能之一,因而唐代刺史非常重视对治下百姓的教化.唐代刺史推行教化的手段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宣布德化、发展教育、移风易俗、旌表忠孝节烈等,并且往往将以上几种教化形式综合推行.积极教化百姓,对稳定唐代地方社会秩序,对文化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