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性格悲剧还是社会悲剧?

《〈莺莺传〉新解》一文,打破张生即元稹,《莺莺传》即元稹自传,和张生是一个     

从薄情郎到至诚种——论张生形象的演变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生与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剧中张生的形象在动态的发展中变成了作者和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本文试从《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三部作品中分析张生形象的演变和转型,进行逐层分析,以期把握形象实质,挖掘作品精髓。     

崔莺莺性心理探赜

元稹《莺莺传》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小说经典,它所塑造的崔莺莺形象给读者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印象。莺莺为什么“先拒后奔”？张生身边的朋友有的认同张生的“尤物”惑人论;有的则不同意他的自我辩护,“所善杨巨源”就认为是“风流才子多春思”,才使莺莺成了“肠断萧娘”,责任在张生的引诱。宋人多赞同杨巨源的看法,秦观与毛滂的《调笑转踏·莺莺》,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一致同情莺莺的不幸,指责张生的薄情。他们的分歧集中于认定事件责任人上面,对事件发生的动机和当事人的心理并未予以关注。元以后,由《莺莺传》发展而来的王实甫《西厢记》风靡大江南北,《莺莺传》本身已少有人关注了。近代以来,古代小说研究者得出了统一结论：“先拒后奔”是莺莺冲破封建礼教的精神桎梏,大胆追求自由爱情,在“情”与“礼”的斗争中勇敢拥抱“情”的表现。这样的结论见诸《牡丹亭》,见诸《红楼梦》,见诸许许多多的古代言情作品,几乎成了大部分古代言情作品的标准答案。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么多作品从同一个模子里铸出,它们的个性是什么？经典作品、典型形象的“这一个”何在？如果我们承认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有其独特之处,那么就不能笼统地套用一种预设模式来框定。而应从作品本文出发,具体分析其情境和意蕴。目前还没有从性心理角度考察《莺莺传》中莺莺“先拒后奔”行为的研究成果。该行为是莺莺的性羞涩心理及其克服的表现。“先拒后奔”是《莺莺传》的核心情节,如何诠释这一情节,对理解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和艺术特色至为关键。《莺莺传》通过“先拒后奔”这个情节,不仅明确而坦然地交代了男女性欲求这个基本事实,而且将建立在欲的基础上?     

真情激奇文——《莺莺传》创作意图浅析

元稹所塑造的张生,是作者自身经历、认识与情感世界的再现,张生的心路历程,也是元稹的真实心灵。张生所作所为,既是对莺莺的伤害,也是对自己的折磨,那是时代的、社会的悲剧。对此,元稹既有怨艾,又不无悔恨。在真情的驱使下,他创作了《莺莺传》。     

文情并茂凄婉动人——《莺莺传》莺莺书信之解读

元稹的<莺莺传>是唐传奇中的名作,多数学者都从其人物形象、爱情悲剧成因、作者创作心态等方面来作为<莺莺传>研究的核心,但却很少有人仔细分析过出现于作品中莺莺致张生的那封书信.这封动人心弦的长信,不仅显露了莺莺的才华,塑造了千百年来让读者同情、喜爱的莺莺这个女性形象;而且成为广大读者解读、理解莺莺这个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细读文本,从内容的丰富性、艺术感染力、审美价值功能三方面,可见该书信在塑造人物性格、展现人物复杂内心世界方面所起的作用.     

张生不是无情种——关于元稹的《莺莺传》

历来论元稹《莺莺传》者,多对张生有微词。为了更好地理解张生的第三代——元人王实甫杂剧中的张君瑞,有必要对现代一些最有影响的论述再作点儿认真的分析,力求是者是之,非者非之。 1、20年代鲁迅的论述。对于元稹的《莺莺传》传奇,解放以     

“玉人”意象蠡测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玉人"呈现出一定的隐语色彩。《莺莺传》和《西厢记》中的"玉人"指谁,历来众说纷纭。通过考析原典,旁及文本生成环境等,认为小说和戏曲作品中的"玉人"所指并不相同。《莺莺传》中的"玉人"指张生;《西厢记》中的"玉人"则指崔莺莺。     

唯其有情方需忍——论元稹笔下的张生

《西厢记》是优秀的古典名剧,七个世纪里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而它的源头《莺莺传》则相对冷落.诚然,《莺莺传》“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小说堕入恶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作深入的探究.而张生形象的艺术价值以及性格意义,更值得公正而深入地讨论.《莺莺传》的价值,不仅在于谱写了一曲爱情悲歌,为后世的西厢故事提供了艺术蓝本,更在于它塑造了一位遭人唾骂而又发人深思的张生形象及一位令道学家也为之啼嘘的莺莺,是韵文学处于颠峰时期叙事文学展开心灵这一无形宇宙描写的     

吴伟斌先生《莺莺传》研究中的失误-兼谈学术批评规范

《莺莺传》研究一直是元稹研究的热点,张生即元稹自寓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观点,而吴伟斌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极力反对自寓说.事实上,《莺莺传》是一篇自传性小说,吴氏用小说性否定自传性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吴氏对元稹恋爱的考订存在明显失误,其学术批评方法也很不规范.     

“西厢三幻”张生的爱情个性与情节建构特征

从唐传奇《莺莺传》至说唱文艺《西厢记诸宫调》与戏曲《西厢记》的转换过程考察,发现不仅张生的爱情个性存在从轻薄虚伪到轻浪软弱再到轻狂钟情的演进过程,而且三个张生的爱情个性变化也改变着文体的情节建构。     

也谈《莺莺传》中的遗弃问题

唐代元稹在其传奇小说《莺莺传》中,写了一个千古流传的爱情悲剧。前些年的有关文章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爱情悲剧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封建制度造成,有其社会原因,但是直接的制造者则是张生,是张生对崔莺莺的“遗弃”而造成了悲剧。针对这一传统的说法,     

《莺莺传》中莺莺形象的时代性

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并与多种资料结合,通过对《莺莺传》中张生与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分析,探讨了唐代在室女受教育的情况、参与社交的状况以及婚配的等级门阀观念状况等。莺莺形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代在室女的生活现状,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论董解元《西厢记》

1 董解元《西厢记》在以张生和莺莺恋爱故事为题材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最早描写这一恋爱故事的作品是唐代元镇的《莺莺传》。元镇的友人杨巨源写有《雀娘》诗、李绅写有《莺莺歌》。宋代秦观的《淮海词》和毛滂的《东堂词》中也有以这一题材创作的《调笑转踏》;赵令畤还以说唱文艺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词》 (见《侯鲭录》,卷五)。赵令畤在谈及创作缘起时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被之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这表明时至北宋,这一故事不但在文人阶层而且还在倡优女子中盛传。但还没有能以乐器伴奏演     

惊梦·离魂·再生

《西厢记》中有几个莺莺?当然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经过了激烈的自我斗争和对封建势力反抗,尔后与情人大胆结合的莺莺;也就是那个虽然对封建家长逼情郎赴试深怀不满,但又只能在家中焦心盼望爱人归来的莺莺。这个莺莺,虽然具有反抗精神,但毕竟还是一个相国小姐,她对爱情只能是带着镣铐的追求,她的胜利,也只是带有妥协性的胜利。 值得庆幸的是,《西厢记》的作者毕竟不愿意让莺莺的思想停留在这样一个水平上。他挥动着艺术的魔杖,又塑造了一个张生梦境中的莺莺。你看她不顾山遥路远,千辛万     

论张生的人格特征与莺莺悲剧的必然性

《莺莺传》中崔张分离的根本原因,在于张生惯于恣情行乐的人生态度,及其男性占有欲望满足后不会负责的轻薄无行。而元稹作为张生的原型,这种人格特征的形成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和身处中唐进士文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元稹之所以并不讳言这段艳情,且对自己始乱终弃的凉薄行径振振有辞,亦是中唐新兴进士群体品行无根柢的真实体现。     

试论西厢故事中红娘对张生的情感变化

对比元稹《莺莺传》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最大突破就是成功塑造了丫鬟红娘。其成功不仅在于红娘聪明伶俐、泼辣机智、正义勇敢等性格的突出,更重要的是红娘内心情感较前些作品的逐渐丰富。其中,红娘对张生的情感变化作为维系故事情节的重要线索,直接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     

精神分析视野中的张生形象

人们对《莺莺传》中张生的形象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争论,然而却很少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张生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实源于人性的嬗变。在他身上体现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谓本我、自我、超我的较量与挣扎,他的变化正是这三种力量冲突的结果。崔、张二人的悲剧实源于此,张生似乎也就成了人性的隐喻。     

三代张生:三个作家的不同心曲

西厢故事里的张生形象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热中功名 ,在金代的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中功名与爱情并重 ,在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则爱情至上 ,这反映着作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由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到重个人情感的内敛、内倾的心态嬗变。     

论西厢“三幻”《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

自公元九世纪唐人元微之的《莺莺传》问世以来,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崔莺莺与张生恋爱的故事题材,曾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在各个历史时期一再出现,直至今天依然为人们所熟知.元微之的《莺莺传》是传奇,实际上就是一篇文言短篇小说,它是最早叙述崔张故事的文学作品;在宋代,诗人们又把这一题材写成诗歌唱词,保留至今的还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至金,董解元以说唱文艺     

张生致杜确书流变论

从《莺莺传》“始乱之，终弃之”到《西厢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变化，极大地迎合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西厢故事的演化中，张生致杜确书这一情节也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一流变，折射出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和大众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