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论儿童教育

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不但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教育理论家。郭沫若曾经从事过儿童教育实践活动,他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在儿童教育的许多问题上作了精辟的阐发。 论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在一封家信中就阐明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人生一世,于儿童时教育最宜注意,盖幼年时代,譬如房屋地基,地基平广坚实,自然高楼大厦可因以建立面垂久。苟儿童时教育不良,则老大时终有悔不可追之候。”一九二二年一月,他指出:“今天的儿童便为明天的国民。”由此可见,他之所以很早重视     

从《野草》看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

在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考量中,"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揭示国民性的"病根"是建设"最理想的人性"的第一步。《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的人生哲学,表现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体察,从《野草》可以看出鲁迅关于"最理想的人性"思想的建设性思考。研究《野草》中鲁迅的"最理想的人性"思想,实际上是在研究鲁迅的人生哲学及其"人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这对拓展鲁迅思想研究和《野草》的人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鲁迅论教育

鲁迅的教育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份十分珍贵的财富。鲁迅对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妇女教育、社会教育、美育以及教育的本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有深刻的阐述。     

鲁迅论教育

鲁迅的教育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份十分珍贵的财富.鲁迅对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妇女教育、社会教育、美育以及教育的本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有深刻的阐述.     

鲁迅教书演讲的风格

鲁迅一生中不仅从“兴国”“立人”的全民族教育蓝图的总目标出发,具体设想构建了关于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妇女教育,以及关于教育中文字改革、普通话建设、美育教育等各方面的设想和措施,而且提出了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结构和道德修养的要求.从1909年夏天开始,到1927年4月,鲁迅先后在12所不同类型的学校里教书达8年之久.一生中在学校、文艺团体、部队、工厂及各种群众集会进行演讲达数百次     

“鲁迅风波”的文化考察

世纪之交,文学界出现了一股非议甚至否定鲁迅的思潮,这就是鲁迅风波。这股思潮的外部表现形态虽然是对鲁迅作为思想资源的怀疑及由此引发的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批判,但在本质上,是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反映的是年轻一代学者力图塑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当代史的努力。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话语转型的结果。     

鲁迅杂文的渊源及与中国现代杂文运动的关系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异的文学现象。鲁迅杂文作为鲁迅学中一个重要课题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鲁迅研究者攻伐钻研的重心之一。本文仅就以下相互关联的两方面作若干探究:一是关于鲁迅杂文的渊源问题,一是关于鲁迅在拓展中国现代杂文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所试图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杂文运动如何在鲁迅的耕耘莳刈下,才绽放得“红华绛采,炤烈泉石”,汇成一片无垠而炽烈的榴火的呢?     

潜意识:收敛与逸出--鲁迅、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比较论

鲁迅与施蛰存都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且都赞同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将其体现在作品中.但由于他们思想性格和艺术追求的差异,使他们的创作有着明显的不同.施蛰存在表现潜意识时直率而显露,鲁迅则含蓄而隐蔽;施蛰存的小说大多是对自己潜意识的表现,鲁迅则不仅常常解剖自己,也常常解剖别人;施蛰存体现出都会青年的感伤情怀,鲁迅则体现出思想启蒙者的忧患意识.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鲁迅论现实主义

鲁迅一向被文学史家们称为“五四”新文学中第一个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所发表的关于创作的见解,也大多属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范围,虽然他自己极少使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一类字眼。在当前文艺界热烈讨论现实主义理论及实践等问题时,学习鲁迅关于文艺现实主义的观点,是有益的。     

论鲁迅小说中的“闲人”群体

我们知道,改造国民性,这是鲁迅前期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既表现在他的小说中,也反映在他的杂文里。就小说而言,既体现在主要人物身上,也体现在环绕着主要人物活动的次要人物身上。许多研究者在探讨鲁迅小说中关于改造国民性这一深刻思想内涵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即鲁迅小说中许多看来不大重要的人物,对表现主人公性格,反映国民性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只是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分析、评估得出结论,如忽视     

卢梭关于爱的教育的论述及其启示

爱的教育是进行儿童教育的基础。如何有效地对儿童进行爱的教育是当今社会备受关注的问题,卢梭关于爱的教育的论述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之处。     

关于鲁迅美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在对鲁迅的全面研究中,关于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是最薄弱的一环。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较前有了增加,人们对鲁迅美学思想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为了前进,相互切磋是必要的。近日读了刘再复同志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觉得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理解,不够切当。本文且就下列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一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这就是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新论,超越了瞿秋白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显得更为科学。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2006年中国鲁迅研究综述

2006年中国鲁迅研究中的焦点是关于鲁迅的纪念性文章,主要围绕着如何走进真实鲁迅和呼唤真实的鲁迅.在鲁迅作品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小说整体性研究,对鲁迅翻译的研究加强了.在比较研究方面.鲁迅与古代作家的关系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得力于王吉鹏及其一批研究生.生平研究方面,鲁迅厦门时期的生活受到关注.鲁迅的当代价值及意义是争论的热点,这方面仍需要加强.     

鲁迅影响下的萧红与张爱玲——萧红张爱玲创作比较研究

鲁迅和萧红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被称之为文坛上的"父与女",萧红可称之为鲁迅的"嫡子".萧红在最初的创作中表现了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但受鲁迅影响以后自由主义立场减弱.张爱玲没有萧红和鲁迅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其创作却也明显表现出了对鲁迅精神的承继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是鲁迅的"庶子".但张爱玲的创作不但遵循鲁迅精神而且还走向极端.     

《诗韵释音》和鲁迅的家学——兼考周介孚的两次训示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对其孙的学习是很重视的,目前所存的和鲁迅有关的文物中,就有两件周介孚关于学习问题的训示。一是过去曾发表过的周介孚亲书“示樟寿诸孙”字条,其中对诸孙学习古典诗的先后程序作了较合理的安排。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鲁迅年谱》和一些论者都将此订为鲁迅在蒙学之初所受的祖父指示。其实不然。周作人早在署名仲密的《〈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一     

《朝花夕拾》与绍兴民俗

鲁迅《朝花夕拾》中有许多关于绍兴民俗的描写,寄予着作者复杂的思想情感和深刻的文化思考。《朝花夕拾》既展示了大量绍兴淳朴的民俗,描绘了一个民风淳厚的乡土世界;也描写了一些绍兴民间陋俗,它们留给作者的是痛苦的记忆和愤慨的情绪。民俗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关系密切,在对民俗的描写中,渗透着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全集》中有四次提到《支那人气质》。可见,在鲁迅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批判、重建和实践、选择之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自始至终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种“国民性”却并没有直接受到道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民间道教思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衍化。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明显可见道家传统的影响,怀疑与否定精神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经由与老庄道家非常接近的思路构建了“鲁迅式的沉默”世界,表现出他情感的丰厚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