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典帝国

公元前５世纪后期,雅典人从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宗教诸方面强化对广大属国人民的统治,几乎完全剥夺了各属国的主权。雅典帝国是雅典人的国家,不是主权国家联盟。雅典帝国的形成标志着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雅典帝国的形成,是雅典人征服、奴役异邦人的结果,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具体表现,是伯里克里时代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化昌盛的历史前提。雅典帝国的形成和瓦解,是公元前５世纪中后期东地中海及周边地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充分肯定雅典帝国在雅典乃至希腊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丝毫不应忽视它的另一面,即雅典帝国的富足和强大也是建立在征服、奴役甚至屠杀异邦人的基础之上的     

雅典人的宗教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雅典人的宗教在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雅典人的宗教与其民主政治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以打破宗教、氏族势力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宗教中的民主因素又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盛世乡愁——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波斯战后三十年,雅典强势崛起。如何乘崛起之势,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结束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列国交争的困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而在对外致力于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民主化在夯实国家基础的同时,却使雅典传统世家贵族在政治上遭到挤压,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雅典政坛暗流涌动。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力,但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对抗便迅速升级并迅速白热化,进而走向失控,最终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著作家的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现实后果:曾让雅典人倍感自豪的“民主”,却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透过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文本,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对于盛世雅典人的乡愁,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能够感同身受吧!     

论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道路——兼及雅典版图问题

雅典国家兴起于阿提卡半岛。这个农业小邦在实现内部统一后,随着国内公民集体内部关系的调整,逐步走上海外扩张之路。雅典人占领萨拉米斯,殖民卡尔西斯,击败埃吉那,制服提洛同盟诸邦,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海上帝国,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古代世界其他奴隶制霸国或帝国一样,雅典帝国的富足和强大是建立在征服、剥削、奴役、屠杀异邦人的基础之上的,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化昌盛的历史前提就是雅典人对帝国臣民的压迫和剥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阻滞了它继续扩张的步伐;重新成为小国寡民之邦的雅典,对外扩张有心无力,在艰难缓慢的复苏中成为北方兴起的马其顿人鲸吞的对象。     

伯里克利的民主与独裁

伯里克利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亲手把雅典的民主推上了古代世界的峰巅。他利用民主实现了自己事实上的独裁,把雅典建成了希腊的学校。他把这种民主强行对外推广,实则用近乎专制的手段奴役盟邦,维持雅典的霸国地位。然而,以农为本的雅典城邦,没有实现帝国之梦;它的民主之基础,也在伯里克利手中开始受到损害。     

论雅典民主政治

<正> 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其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定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     

论古希腊雅典的法律监督制度

古希腊雅典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较完备法律监督制度的国家。雅典民主制是法律监督制度建立的基础 ,法律监督是维系民主政治的保障。雅典的法律监督制度不仅使雅典民主制得以充分发展 ,而且对后世的法律监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中国步入法治现代化、加强法律监督的时代 ,研究雅典法律监督制度 ,会给我们以有价值的思考     

雅典民主中公民主体的塑造

雅典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演变成熟的过程,因为雅典民主的主体和中心是公民,故公民素质的好坏关系到民主的成败。公民的塑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公民意识的普及而达成的民主共识奠定了雅典民主的思想基石,在此基础上,民主制度的创新使公民获得了制度的保障而名副其实,民主实践则让公民真正成熟,雅典民主由此成为社会现实。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讨论

雅典民主政治由于它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自古以来就是史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在雅典民主政治形成原因、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和雅典民主政治衰落原因等方面进行了重新讨论。     

论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

论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侯献瑞１公元前６世纪，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开端。梭伦改革前，氏族贵族掌握着雅典政权。执政官和贵族会议的成员均由贵族充任。他们依靠手中的政权，霸占了大量上地，同时用高利贷盘剥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多数人被少数人所奴役。普鲁塔克说过：...     

从亚西比德透析内战时期的雅典民主

亚西比德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军事谋略及其反复无常的行为都吸引着古今无数学者的关注。通过对亚西比德战争前后重要活动的研究,可见战争时期的雅典民主既成就了亚西比德荷马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没有放弃对民主政治潜在敌人的防范。雅典民主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我们并不能把内战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雅典民主。     

雅典的民主制度及其局限

雅典城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雅典民主制具有"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鲜明特色。雅典的民主制度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

雅典民主政治是典型的国家民主制度,是“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它在古代希腊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为什么会存在于两千多年前希腊的雅典?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学者多着眼于对雅典经济基础的分析,视发达的小私有商品经济是雅典民主政治存在的决定因素,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对其存在的另一决定性因素—文化基础,却常常有所忽略.雅典民主政冶伊始,就有充满理性的希腊文化相伴随.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武装了从梭伦开     

试论古代雅典的立法和民主政治

希腊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和发源地,特别是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高度发展,对后世西方形响很大。近代以来,有关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问题一直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并存在较大争议。本文通过对雅典城邦立法过程的考察,分析了雅典民主政治是如何完善的,并进而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历史局限。     

浅谈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局限性

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滥觞。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古代雅典的民主和工商业

在研究和比较世界各国历史的过程中,如何区分古代与现代貌似相同而实质不同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已是我国政治生活重要内容的今天,人们不时也谈到古代希腊、特别是古代雅典的民主。那么,古代雅典的民主是怎样确立的,它与构成商品经济主体的工商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在古典时代希腊世界数百个城邦之中,有过多种政体,只有雅典的民主政治得到了高度发展。公元前六至四世纪雅典的民主政体,是作为公民集体的雅典城邦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奴隶占有制社会早期特有的一种国家组织形式。 处于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的雅典城邦,主要经济部门也是农业,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密不可分。在雅典内部,包括民主政治达到顶峰的伯里克利当政时期(公元前443—429年),     

古代雅典的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古代雅典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的密切联系 :首先 ,陪审法庭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产物 ,其职权也随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而扩大 ;其次 ,陪审法庭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第三 ,陪审法庭的制度设计和拥有的权力合乎雅典人的民主观念。总之 ,古代雅典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有着表与里、形式与灵魂的关系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自由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从古到今,论者甚众。近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多集中在"古代的雅典究竟有没有言论自由"和"古代的民主与现代的民主自由有无差别"等问题上,深化了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本文针对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作为古代世界最为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即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而雅典的民主制度,从萌芽、发展,以至形成,均是与进入公元前六世纪之后柑继出现的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一系列政治家的改革相伴而生的。改革为雅典的民主开辟了道路,积蓄了力量,并促其完善与繁荣。本文集中论述了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及其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关系。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激进民主制”

"激进民主制"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概念,它本身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在不同的语境中,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将会对"激进民主制"作出不同的定义与评价.作者从当时雅典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分析当时民主政治的性质,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激进民主制"是社会危机中的一种极端状态,可能导致此状态发生的某些基本特征的确存在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现实之中,雅典人将这些特征予以制度化,使得当时的民主政治尽管没有进入极端危机状态,但也明显表现出激进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