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与白居易的诗歌

紫式部的生卒年月,据她的日记《紫氏部日记》推算,大约是公元978—1016年,这段时间在我国属北宋,在日本属平安时代,据日本西乡信纲等著的《日本文学史》载,日本人学习汉诗,大约创于日本天智天皇在位时期,相当于唐代高宗在位时期。日本平安时代,写汉诗已蔚然成风,为中国丰富灿烂的文化所倾倒日本皇室贵族、高官,都将学习汉文诗视     

《古今集》四季卷中的比喻

《古今集》中的比喻受到了《万叶集》、日本汉诗和中国汉诗多方面的影响。它在继承《万叶集》诗思的同时,也从日本汉诗和中国汉诗中汲取营养,最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本文考察了《古今集》四季卷中＂波＂与＂花＂和＂霞＂与＂衣＂两个比喻。     

论《本朝无题诗》的创作特征

在日本平安朝后期问世的汉诗总集中，《本朝无题诗》最为引人注目。一方面，它仍不免带有平安朝汉诗所共有的贵族化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定的庶民化顷向，或者说在局部范围内表现出由贵族化向庶民化演变的努力。而这，对于时代潮流显然是一种未必自觉的反动。     

帝掬昆仑雪,置于扶桑东——日本历代汉诗概览(1)

日本汉诗是中国古诗流播海外衍生出来的一大支脉.日本汉诗诞生于天智天皇时代,其后一千多年的日本汉诗史被分为王朝、五山及战国、江户、明治后四个时期.天智天皇时代起,及整个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这五百余年被称为日本汉诗的王朝时期.<怀风藻>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汉诗总集,多临摹之作.平安之初,相继出现了三部汉诗总集,即<凌云集>...     

日本汉诗西传举隅——以《杨文公谈苑》为例

日本汉诗的西传,虽在学界几乎无人染指,但却是体现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宋代杨亿《杨文公谈苑》中所收日僧寂照诗一首,可谓日本汉诗西文公谈苑》的这首汉诗实现了对故乡的回流。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认知意义,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怀风藻》：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

作为日本最早的汉诗总集,《怀风藻》标志着日本汉诗的发轫。它在编次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但侍宴应诏之作的连篇累牍,却表明当时的汉诗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娱情遣兴的需要。相形之下,模山范水和言志抒怀之作似乎乏善可陈。至于其艺术形式,则带有汉诗发轫期的不可避免的稚拙。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我们观照与考察日本汉诗的基点。     

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

日本在奈良、平安时代，政治、文化诸方面一切以唐朝为范本，却惟独没有引进科举制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文史知识》１９９５年第７期发表萧瑞峰的《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一文，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萧文根据日本汉诗，考证出日本曾举行过进士科考试，进而认为日本曾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引进并移植过科举制度。无独有偶，笔者近日翻阅《唐文续拾》（清·陆心源编），发现其中收录的日人菅原道真的几篇汉文，也能证明日本曾实行过科举制度，可以与萧文相补充。另外，萧文中的某些具体观点，笔者认为也还可以讨…     

《新撰万叶集》上秋四和歌与汉诗的关系

《新撰万叶集》是成书于公元893年的日本和歌集.由于《新撰万叶集》中和歌与其后所附汉诗在内容上并不完全协调一致,所以和歌与汉诗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中心.要探讨整部《新撰万叶集》和歌与汉诗的关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须要详细对比其中的每一首和歌与汉诗.在本文中将对上卷秋部第四首(以下简称"上秋四")和歌与汉诗的关系进行探讨.     

论《东瀛诗选》对江户汉诗的鉴选保存之功

摘要：  清光绪年间中国著名学者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是放出中国人眼光鉴选的一部大型的日本汉诗总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在中国编选的日本汉诗选集,也不仅在于它实际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正式出版的最大规模的汉诗总集,甚至也不仅在于俞樾所写的许多精当的评语,而更在于《东瀛诗选》因俞樾之慧眼而鉴选了不少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仍未被日本学界重视的优秀诗人诗作,尤其是它保存了不少现在已被日本人完全忘却的江户时期的优秀诗人诗作。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本国汉文学的轻视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俞樾当年读到的汉诗文集如今很多已经难觅踪影,因此,《东瀛诗选》还起到了保存日本汉文学文献的作用。如今不要说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即使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把它作为日本汉文学史研究必备的典籍。《东瀛诗选》的这一功绩和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尽管此书的选政有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所谓“不当选而入选”的缺点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甚至就不能称之为缺点,反而可以说这正是此书的一个优点。     

日本江户汉诗评价基准与文化自觉

江户时代的汉诗是日本“汉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对这一时期日本汉诗的评价,日本经历了从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和臭”到树立中日相对化的“和习”的评价坐标的变迁.然而“和臭”与“和习”仍旧是以中国/日本或者外部/内部的二元对立为基准的评价方式,而取而代之的突出日本自身优越性的“和秀”观念,不仅意味着日本自身的“文化自觉”,也代表着日本文学中一种新的评价基准的树立.只有重新审视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创作的汉诗以及当时日本文人的文学评论复现日本文学中中日文化融合的现象,才能理清日本文人对日本汉诗乃至整个汉学的评价观念的历史演变,昭示江户时代日本“汉学”逐渐脱离中国文化影响,走向文化自觉的内在脉络.     

“杂诗”中的“词”——分析《本朝文萃·杂诗》收入越调和江南曲的原因

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平安朝汉诗文选集《本朝文萃》的“杂诗”类中的越调与江南曲，试图说明越调与江南曲这两种后世的词牌竟然被选入“杂诗”类中的原因，并由此探究平安朝日本文人对于汉诗的创作风格。     

论中国文学分类规范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学总集分类规范的影响

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学总集,大致上可分成三个系统:第一个是汉诗文系统,其中包括《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文粹》、《朝野群载》、《本朝续文粹》等汉诗文集;第二个是和歌系统,其中包括《新撰万叶集》、《古今集》、《新撰集》、《后撰集》、《拾遗集》等敕撰、私撰和歌集;第三个是“文学辞典”系统,其中包括唐诗佳句选《千载佳句》、日本汉诗佳句选《本朝丽     

《万叶集》中的“杂歌”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诗歌四千五百多首,其中主要的是日本“大化革新”后一百三十多年间的作品。那时,中日文化交流已达到异常繁盛的地步,日本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物也摹写汉诗,并且有汉诗集产生。而《万叶集》则是日本诗,当时称之为歌,以后,人们又把由《万叶集》以来所形成的定型的歌叫作和歌,用来和汉诗作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和歌名称的由来。因此《万叶集》也就是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     

日本汉诗新生运命的契机--评马歌东《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附录《日本汉诗精选五百首》

马歌东先生自1987年迄1991年,旅日四载,执教三校,作为造诣深厚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从译介日本白居易研究入手,发现在日本“曾经有过一个庞大的不能消失的汉诗创作群体和一段辉煌的汉诗兴盛史。……这是一片被冷落已久的荒原,它深蕴着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奇迹;这是一笔中日两国共有的文学遗产,却因不同的原因没有得到双方应有的珍视”(《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后记》)。基于敏锐的学术前瞻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先生于1989年在日本《福井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37号上发表了《梅墩五七言古诗管窥》,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独立特行,埋头拓荒近20年。《日…     

《土佐日记》的中国文学受容

开创平安假名日记文学先驱的《土佐日记》在修辞手法、词语的运用、汉诗及典故的改写与借用、汉诗意境的渗透与主题基调的铺陈等方面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张扬日本"国风文化"的同时,《土佐日记》也展示了其中国文学的受容面。     

日本汉诗变迁概说

日本汉诗产生发展、几经兴衰,但始终没有中断。它已经深入日本人心,不仅成为日本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广泛地滋养了日本文学的其他领域,促进了其他文学体裁的发展提高。较之中国汉诗,日本汉诗最主要、最明显的特点是社会政治色彩比较淡薄,这是由日本的社会构成、诗人队伍构成的特点决定的。     

谈中日文人的赠答诗

一、小引日本最早的文字只是汉字,至平安时代始取汉字的偏旁作字母,于是有日本自己的文字.但是日本人做汉诗,却是用汉字的音义来读解,和中国人做旧体诗一样. 日本汉学家内田泉之助于读了《五山文学·江户汉诗集》合集(1966年岩波书店出版)之后,曾发表了他的观感:"或以为国人(汉诗) 之作过于逊色,与中土作家不能相比.但是为了阐扬日本文化,回顾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吸取中土文化并加以消化,怎样以自己的思维,用诗文表现所思的风物事迹,这仍不失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论汉代至初唐是古代汉诗定型诗体建设的重要过渡时期

从汉代到唐初是汉诗诗体由不定型到定型建设的最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汉诗诗体及汉诗形态的建设,出现了赋、乐府,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代表的古体诗,为定型诗体格律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代是汉诗诗体由四言向五言过渡的诗体松散的时代,虽然未建立起定型诗体,却扭转了"楚辞"开始的汉诗的较为极端的"散文化"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诗诗体多元化大发展的时代,是汉诗诗体进入自觉阶段的成熟时期。     

《文镜秘府论》的诗法体系及其意义

日本人学汉诗之需与唐人诗格盛行两相契合 ,促成了《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对于其详尽的诗法体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即诗歌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来考察 ,空海对中国诗论的辑录主要有两个特点 ,即实用 (可操作性、偏于技巧 )和唯美 (偏重诗歌自身艺术规律和形式美 )。由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 ,《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汉文学的创作和歌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从对汉字的取舍看日本民族的价值取向

二千多年以前,当中国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取得了世所瞩目的辉煌成就时,邻国日本尚未创造出记录本民族语言的符号——文字。随着灿烂的中国文化大量传入日本,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也一起传入了日本。日本早期的有关政治、宗教、法令等方面的文献记载均用汉字撰写。日本的历史书籍《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以及众多的文学书籍也都是用汉字撰写的。尤其是平安时代初期,汉诗文占据着官方统治地位,日本学者不无悲痛地称该时期为“国风暗黑时代”。 但是,这种对汉字汉文的推崇与照搬在日本持续了两、三个世纪之后,情况逐渐开始发生了变化。本文拟对此变化过程做一粗略考察,以便从中了解日本民族在摄取外来文化时的价值取向,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