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审议中的中国“经济宪法”

垄断,近半年来一直是公众讨伐的重要对象。从“垄断行业高福利”到“垄断企业高利润”,从“霸道收费”到“企业高层腐败”,再到反垄断立法引发的反垄断期待,公众从不同角度持续对种种垄断现象展开批判。新闻媒体也把矛头指向垄断。垄断容忍已到临界点新闻评论员曹林分析认为,垄断如此为公众所讨伐,这表明中国社会许多年来对垄断的容忍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正因为公众潜意识中有这种忍无可忍的“临界点意识”,所以大众媒体和知识精英都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垄断。为什么公众对垄断的容忍会到临界点呢?首先在于,一系列的现实使公众意识到:垄断扼着…     

媒体评论的草根化

在各大媒体纷纷打出“草根”旗号的今天，媒体评论也顺应潮流地走上了平民化道路。公众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媒体逐渐明白，只有与大众的步伐保持一致，提供公众需要的评论内容并给予公众自由表达的机会，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争取到更多的受众。本文对媒体评论近年来在内容、评论对象与主体、诉求方式和实践上等方面出现的变化对其进行解读，试图为媒体评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视角和思路。     

领导者“媒体形象”如何塑造

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现代传媒所具有的广泛、迅速、多元性等特点,使其已然成为领导者形象传播的最主要途径,“媒体形象”也成为领导形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领导者通过媒体展现在公众面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其视觉注意,甚至会成为公共话题。领导者在公共舆论中的形象一旦为公众所认可,便可以增加领导威信、提高凝聚力、感召力,而一旦在媒体中形象不佳,则会失去公众的支持与拥护。因此,如何应对媒体,如何塑造“媒体形象”,已成为新时期领导者的一堂必修课。     

治暴利促公正

暴利成了久治不愈的“牛皮癣”,上药不见效,停药就扩散。暴利行业“久暴不衰”给群众和社会造成了很大伤害。本应由人民群众分享的经济发展成果却被暴利侵吞了,降低了群众的富裕程度和奔小康的速度。公众没少通过各种渠道倾诉对暴利的不满和怨恨,媒体也从2002年起连续4年为“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座次。从榜单看,各年虽稍有差别,但意见相对集中,媒体与公众的感觉高度吻合——“房改让很多人买不起房,医改让很多人看不起病,教改让很多人上不起学”。医疗、教育、住房已成为“民生三大难”。此外还有“死不起人、用不起电、买不起书”等,殡葬…     

在公众面前怎样把话讲好

当了领导者,经常都要面对熟悉不熟悉的,以及类型、层次、数量不同的公众讲话,有的讲得“水平高”,有的讲得“一般般”,有的则讲得“太差劲”。由此生发一个问题——在公众面前怎样把话讲好?     

盗窃罪定罪与量刑之反思——以许霆案相关争议问题为视角

曾经被媒体和公众吵得沸沸扬扬的许霆案已经尘埃落定，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积极热烈地参与了对本案的讨论。在围绕本案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以及本案背后折射出的司法制度与体制等诸多理论问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究。     

大流行病期间媒体具象化信息框架的情绪效应与情绪引导——基于北上广官方新闻发布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情绪内容分析

为了保证真实性、及时性与有效性,突发流行病的新闻信息传播倾向于使用高度具象化的媒体框架。此类媒体框架对公众情绪的影响及其引导策略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公共治理问题,但缺少相关实证研究。本文借鉴“框架—认知—评价—情绪”和“具象化效应”等理论,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政府的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信息为分析对象,使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从舆论中识别公众的焦虑和愤怒情绪。研究结果显示,媒体框架具象化倾向诱发了更强烈的焦虑和愤怒。但引入英雄人物叙事和战疫隐喻叙事可以有效抑制具象化倾向所引起的愤怒,但对焦虑没有显著影响。本文推动了信息的媒体框架与语言具象化的理论交叉融合创新,提出并验证了媒体框架具象化倾向在突发流行病信息传播中的情绪诱发效应,促进了积极心理学和概念隐喻在突发流行病舆情治理中的交叉创新应用。在实践意义上,研究结论对公共管理部门治理大流行病期间的“信息流行病”、保护公众心理健康、营造全社会安定的抗疫氛围,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     

领导者运用传媒的技巧

公众人物容易因“表演心理”而刻意去迎合公众的口味，这会使他们的形象变得缺乏魅力甚至因媚俗而低俗。而媒体在这方面的推波助澜，往往成为许多公众人物最终“败走麦城”的主因之一。理解这些风险，才能明白“为声名所累”和“成也媒体．败也媒体”的个中滋味。     

危机环境下的企业与媒体

企业处在危机时刻,如遇突如其来的媒体“发难”,管理者应正确认识媒体在危机处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避免由此可能引发更大危局的首要工作。从许多经历过危机的企业的实际情况看,企业对于媒体及其报道的漠视、回避甚至对抗,只会强化新闻单位及公众对它的消极印象,并使自身陷于舆论孤立和受威胁境地;媒体因为企业不能及时满足其对危机及其影响的兴趣的需求,会对企业负面报道更加迅猛。特别是一些不良媒体,缘于企业对之的封闭,还会千方百计通过不正当途径捕风捉影进行报道,导致公众对企业行为的更大关注。由此也就引出一个严肃问题,即企业管理者…     

检察机关公共关系定位应遵循的原则

现今各种组织为了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关注并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已势在必行，检察机关亦无例外。北京检察系统，这些年来致力于通过大众媒体与公众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尽管有一定成效，但“检察院”三个字对于广大市民而言，仍然陌生，良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本文公从检察机关信息传播定位的角度，为破解这一尴尬现象提出几点建议。     

社区减负亟需“改革思维”

中国的基层治理，有腠理之疾，亦有骨髓之病，日益繁多的社区工作负担即属前者，“不治将恐深”。 多年来，站在社会治理最前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一直备受公众的关注、媒体的聚焦，但在社区负担越减越重、“小巷总理”不堪重负、社工“相顾无言”的现实情状下，许多地区开始试水新一轮的社区减负探索。从武汉到铜陵、从南京到宁波，方式方法虽有不同，但探索创新的共识却基本一致。     

舆情衰减的动力因素

正当事人角度。一些当事人利益诉求等被满足或当事方自行达成和解后,就不再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制造舆情,或主动向网民告知事件进展,号召公众不再关注事件,这将会主动减少舆情源。媒介角度。媒体会根据公众视野的变化主动调整报道的关注点和方向。此外媒体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如政府部门、当事方等与     

从“录音笔”事件看我国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

发生在两会期间的“录音笔”事件已渐渐平息，但留给了人们很多的思考，也反映出了很多问题。本文就“录音笔”事件对政府及公众对待媒体舆论监督的态度进行了评析，进一步剖析了我国的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如对媒体舆论监督的分级对待，媒体舆论监督的软监督地位等。并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以使媒体舆论监督真正起到反映人民群众呼声，沟通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作用。     

危机决策中的利益博弈

本文从利益分析的角度,以博弈论的方法,从危机及危机决策的特点入手,以新的视角分析、探讨了危机决策中政府、媒体及公众三大利益团体之间争取较大个人收益和收益总和的可能性进。     

中国“明星官员”的时代特征

薄熙来现象并非偶然随着中国经济活动、社会事务的频繁发生,各级党政官员在社会公众面前“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媒体的相关报道力度也大幅度加大,一直以来给人以神秘印象的官员群体逐渐开始“走下神坛”,为普通百姓所熟悉。更有少数官员,或因其“充满个性”,或因其职务敏感,而得到媒体格外垂青,“明星官员”的称号也因此不胫而走。检验近几年来的对政府官员的信息传达,较早被公众授予“明星官员”称号的,毫无疑问是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薄早在担任大连市长时就备受媒体力挺,而随着他每一次登台亮相,总会引发媒体和读者极大的关注。“…     

从《大事件》中学危机公关

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执导的电影《大事件》，叙述的是因为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意外报道，引发了公众对香港警察能力的质疑，警方为挽回声誉，通过大众传媒表演的一场捉拿匪徒的“媒体秀”。     

公众城管

公众城管是城市管理和执法的一种重要形式和途径,主要指在城市管理中,尊重和善于用公民社会等公众参与的权利和能量来优化城市管理的一种新思路。但在当前,我们大部分政府部门仍习惯于做出决策后再向公众进行“宣传”,把公众作为“教化”对象,造成市民对城管部门的一些工作不理     

政经评论

■《中国青年报》":昆明纸贵"显示"监督渴求"2月16日,昆明市通过媒体公布了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联系电话,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2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评论称,公众对此反响强烈,说明公众对公权机关有着一种强烈的"监督渴求"。从近期报道来看,各地官员高调力挺媒体和公众监督。从     

货币需求函数结构稳定性的实证分析——来自政策变动、经济稳定预期不稳定的证据

文章以1994-2004年为样本区间,通过构造货币需求函数和对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分析,考察了当人民银行调整政策操作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时,公众由此所形成的经济稳定预期的变动对货币需求变量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当政策导向在1998年1季度政策操作从“紧”向“松”调整时所表现出的“不明确”和在2003年3季度从“松”向“紧”调整时表现出的“明确一致”,有可能使得公众对人民银行实现经济稳定形成了不同可信性的预期,并改变其资产组合行为,进而使得货币需求变量关系改变。这可能意味着,如果人民银行试图维持货币需求变量关系的稳定性,就应逐步使得公众对其实现经济稳定的预期稳定下来。     

李金华：全中国人民的审计长

中国公众对61岁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审计报告和为数不多的几次媒体采访的谈话，但他们已经对这个自称“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官员感到亲切，并且习惯了“李铁面”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