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说文》段注对训诂方法的贡献

清代以前 ,人们训释词义时或“以形索义” ,或“因声求义” ,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在训诂实践上存在一些局限和失误。段玉裁在继承前代训诂学成就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训诂方法 ,并运用于《说文解字注》 ,较好地克服了单独使用形训、声训的局限 ,在寻求语源辨析假借以探求词的本义 ,以及词义系统研究、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为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浅谈黄侃对“声近义通”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

“声近义通”作为一种训诂学上的术语,涵盖了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一种学说,即“声近义通说”.这种学说的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乾嘉学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把文字当作语言的符号,彻底冲破字形的蔽翳,自觉地运用声义互求的办法进行训诂,“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乾嘉学派之所以提出“声近义通说”,是由于他们在总结前人训诂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不但同声符的形声字往往义通,甚至字形毫无联系,只要音同或音近,也每每同义.首先提出这种见解的是戴震.戴氏在《六书音韵表序》里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又在《转语二十章序》里说:“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而其义亦可比之而通.”其后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其师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段氏在《广雅疏证序》里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     

阮元的训诂方法和成就

阮元曾说过:“余之学多在训诂。”他研究训诂学的成果,大部分保存在《研经室集》中。阮元在训诂学方面的首要成就,在于通过对文字的训释,寻找我国语言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他说字解经,长于归纳,善于博引旁征,再根据旧义,引申发明,推及一般,发前人所未发。下面试就他训诂所用的基本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作具体阐述。清儒训诂的主要方法是因声求义。我国训诂学由以形说义发展到因声求义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文字根于语言,从形、音、义这三要素来看,形是记录符号,对于语言是外在的因素,音、义才是语言本身的内在因素,而言语托于声音。从历史发展来看,语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述评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主要成就有五项：一、增删改订,做了大量恢复许书原貌的工作;二、阐释义例,增强《说文》的可读性;三、分析六书,剔发出某些深刻意蕴;四、因声求义,丰富语言学理论;五、训义细密,推动训话学的发展。段氏形、音、义三者互推求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传统小学历史上有继往开来之功;其对于词义引申的分析,几乎面面俱到,则为此前所未见;其将“主动·被动”、“以动兼名”等语法概念纳入引申,也充分表现出先知的睿识。段氏的缺点主要是有时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擅自改动《说文》。     

谈《说文解字》的声训

声训在《说文解字》中(以下简称《说文》)所占的比例很大。黄侃先生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他着重指明了声训的重要性:“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凡‘也’字上说解字与声音有关者,皆不可忽略。”因此,本文拟结合习见的古文句例和熟语,谈谈声训,特别是《说文》声训的体例问题。     

王念孙“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学者们公认:清代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的一部《广雅疏证》“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王力先生语)。这主要是因为,在古音学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条件下,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为什么能促使具有一千七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的道路呢?这是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讨“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俞敏先生训诂方法研究

俞敏先生将传统训诂方法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汉语古文献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训诂研究方法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将因声求义与因形求义相结合进行训诂研究;首次利用语流音变对古文献进行研究;率先运用汉藏比较进行训诂研究。     

简论钱大昕《说文》研究的特点

清代是《说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盛况空前,名著迭出。钱大昕是清代《说文》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其《说文》研究的特点主要有四：发明条例,揭示规律;因声求义,形音义互求;广征博引,言必有据;校勘考订,辨别真伪。钱大昕的《说文》研究反映了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风尚,对今天的《说文》学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综合音义,证发文字——也谈王氏父子“形音义互求”的汉语言文字系统观（下）

王念孙、王引之是我国传统小学的集大成者,在校勘古籍、疏通词义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集中阐释了“形音义互求”的治学理念和训诂方法.其中,“综合音义,证发文字”是“即形得音,因声求义”的相反施行,但在综合音义、订正文字和综合音义、辨别文字的过程中,父子二人的汉语言文字系统观同样得到集中体现.     

“声近义通”缘于语词孳乳说辨正

一、“声近义通”学说和“声近义通”现象1.1 “声近义通”学说 “声近义通”(亦称“音近义通”或“声通同训”)作为一个训访学上的术语,本是有清一代乾嘉学派提出的一种学说,其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的例子如:     

论《方言笺疏》的“因声求义”

一钱绎的《方言笺疏》是流传最广的一部关于扬雄《方言》的训诂专著。该书问世之后,时人毛岳生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义沉而体大,识邃而说创”;近人和当代论者对该书的“因声求义”更是推崇备至,如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循声译字,字虽无定而音理可推,是书于展转互异处,寻其音变之原,古人以声释文之旨于是大启”,“王氏之于《广雅》,郝氏之于《尔雅》,钱氏之于《方言》都能因声求义,深得‘声近义通’、‘音义贯串’之妙旨”,等等。对这些看法,我们不敢苟同。     

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界限问题

人们历来重视对同形异义词的研究。但是词汇演变的情况十分复杂,同形异义词在演变过程中与多义词往往有交叉现象。某些词兼有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内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混淆,因此很有必要划清二者的界限。 关于词义的研究,前人主张“因声求义”,因为任何一个词都是形、音、义三者结合的统一体,音是基本的因素。只有紧紧抓住音这个枢纽,用以统摄形、义的研究,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所谓“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①,“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②,都是汉语训诂研究方面可资借鉴的。划清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界限,同样也必须从声音入手,进行词的音、义的研究。     

浅谈训诂知识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而艰深的学问,就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来看,青年人中较少有人对它感兴趣了,因而,将来它很有失传的可能。本文的题目为“浅谈”,也只能是触及到它的一些皮毛。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能汲取一点训诂学知识的营养,运用到教学中去确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里,我只能粗略地谈一下我个人的探索。一、训诂在古文教学中的应用大纲一再作了修订,减少篇目,降低难度,要求学生能借助工具书而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但从大纲所规定的古文篇目来看,许多还是较难的。若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许多疑难词、句的释义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因此.训诂就成了较好的突破这些难点的方法。简单说来,训诂可分为三项内容:形训、声训、义训;因此,训诂的方法也就分为三项: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下面,分三方面来举些例子。     

朱熹《集注》、《集传》训诂方法论析

朱熹继承前人并发展了因声求义、据境求义、据形索义、稽考旧注法等训诂方法;金石证古法在朱氏那里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据义理通训诂法则乃朱氏所独创,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对当今训诂学的发展也颇具启示作用。     

《广雅疏证》声转特点与王念孙古声类思想

对《广雅疏证》训诂术语“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犹”表现的声转情况进行梳理,探讨王念孙古声类思想在具体训诂实践中的分合情况,进而深化对王念孙古音学思想和“就古音以求古义”这一因声求义理论的认识。研究表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基本遵循了他的古声类二十三纽的划分格局。     

形声字的历史类型及其特点

许慎最先发明形声字的义蕴,他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黄季刚先生解释道:“事者,其义,其语根;名者、其名,其本字。凡字必有所从受之义而后演为一名,故曰以事为名;形声之字其所从之字多由假借,如以戍为悉,以右为又,是声正是本字之声,而以同声之字代之,故曰取譬相成。”(手校《大徐本说文》批语)按他的意思,形声字的创造,基于语言中的语根(主要是语词,也有语素),就是“以事为名”;取声音相同相近的字来表达语根的声音,就是“取譬相成”。黄氏在这里没有明文提及形声字的形符,但从“相成”二字可以知道,其中是包含了形符的。黄氏的解释于许意于训诂可谓皆圆通周至。     

“声旁有义”与训诂校勘

“声旁有义’作为汉字的一种构字法，历代学者多有阐述，日见其精。本文就声旁有义在训诂与校勤的运用上，试作探讨．“声旁有义”历史观声旁有义源远流长，不仅宋代王圣美创“右文说”，乃传于世。其实，早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已见端睨。综观一部《说文》，从A从P、B亦声的字，不可胜举。如：“亦声”之“亦”，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说，“谐声之字，半主义，半主气凡字书以义为经而声为纬，许重权《说文解字》是也，”又云，“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进一步阐明，“言如声者，凡三种：会意字而兼声者，…     

综合形义辨识音读——也谈王氏父子“形音义互求”的汉语言文字系统观（上）

王念孙、王引之是我国传统小学的集大成者,在校勘古书、疏解词义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集中阐释了“形音义互求”的训诂思想和治学方法.其中,“综合形义,辨识音读”是“因声求义”的相反施行,是它的转换或变通,但在“破读通假、重审字音”,“订正讹字、注明字音”,“区别字形、澄清字音”,以及“辨别词义,区分多音”的过程中,父子二人的语言文字系统观同样得到集中体现.     

论训诂之旨本乎声音

对于汉字形音义三者的辩证关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只注重形体，而忽略声音，或望文生训，或不知贯通，易简之理既失，大道遂多歧亡羊。为矫正此弊，清代乾嘉学者才不得不反复申言“训诂之旨本手声音”，“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然而，倘若由此而走向一种极端，唯文字声音是求，全然不顾汉字形义关系的一般约定俗成性，不顾汉字使用的基本规范性，那就必然要走火入魔，闹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训诂新解＂的笑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