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的政治整合：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论

国家建构理论关注现代国家作为唯一政治共同体形态对于社会权力的有效整合与渗透。在农耕帝国遗产即政治权力二元性、社会结构离散化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最终成于深刻性农民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国家化过程。现代政党主导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化改造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国家化有其内在一致性。无产阶级政党通过社会革命整合乡土社会,生成组织化权力形态、垂直型动员汲取模式以及党政合一的科层体系,构成政党国家得以建立的基础性国家能力。同时,政党国家通过一系列国家化运动逐步改造乡土社会的基本形态,使得政党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高度连接和趋于一体化,并通过政治制度化和国家社会化来实现革命以后国家的持续性建构。     

论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农民劳动的变化

文章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探讨中国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问题.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民劳动经历了一个由个体劳动到集体劳动,再到个体劳动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在劳动关系的建构与调整.国家通过集体劳动将劳动力这一基础性资源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但是,由于劳动与收益的不对称,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的"弱者反抗",从而导致国家重新调整与农民的关系.农村改革因此被称之为农民的"第二次解放",主要是农民获得自由支配其人身的权利.这反映了现代民主国家建构的基本走向.     

农民利益表达意识的缺失及矫正路径选择

农村改革的进程是农村社会不断分化的历程,农村社会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为了维护与增进自己的利益,多元利益主体会以一定的方式向一定的对象表达利益诉求,追寻自己利益.囿于利益表达意识的缺失,农民经常无力表达、消极表达,不仅影响到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也制约着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这就需要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公民身份意识、参与意识与法制意识,以矫正其缺失的表达意识.     

文化自觉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探析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视角看,受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系列文化不自觉的表征: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体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需要以"内生"代替"植入",以"乡土文化"代替"城市文化",以"主体均衡"代替"主体偏向",以"公共性重建"代替"公共性缺失",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符合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根除农民权利贫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推进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是其中较难攻克的一个堡垒。受历史的封建传统的思想、制度的影响,再加上现当代重工轻农的政策影响,农村成为中国社会最贫困的地区,农民成为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权利贫困,如政治参与权利、公共事务决策权利、受教育权利、享受社会保障权利等等的弱势和缺失,既是广泛的社会现象,也是农村、农民难以走出贫困得以快速发展的本质因素。因此,根除农民这一政治主体的权利贫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推进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所急迫解决的问题。     

浅析农民权利缺失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影响

为了改善农村社会救助,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从农民权利缺失的表现和原因入手,对农民权利缺失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农民权利缺失是导致农村社会救助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故而要缓和农村社会救助供需矛盾,必须从源头上改进,通过政府的行为选择来保障与完善农民权利,同时采取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改善农村社会救助。     

199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贫富分化与怨恨心理的生成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了巨大社会心理变动,作家们在乡土小说中对这种贫富分化所致的怨恨心理及乡土社会的变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文章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来分析乡土小说中的主体建构,发现乡土伦理与现代个体价值往往会产生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混杂了农业文明的潜意识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镜像景观,造成了乡土社会转型过程中主体的独特走向。由贫富分化造就的怨恨心理生成机制出发,仔细考察1990年代乡土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农民心理,我们看到农业文明已经构成了农民主体中的文化性场域,贫富分化造就的怨恨心理早已深入主体的无意识领域。由此前现代的农耕文化将永远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无法被彻底剥离。     

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实践逻辑研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

基于文化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从乡土文化延续和公共文化嵌入两个维度系统阐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首先,作为自治型自我治理机制的乡土文化延续,通过乡土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民间信仰的乡土传承,有效应对了社会空间转型和文化空间消失导致的本体性不安和个体化焦虑,从而实现了社会空间的文化自治理;其次,作为他治型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构和“文化下乡冶实现了社区文化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公共空间重构,并基于隐性技术运作的柔性治理再生产出国家—农民关系的施恩回报逻辑,从而促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最终奠定了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最后,社区公共意识匮乏和认同感缺失正是当前社区文化无法有效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唯有通过自治和他治的机制衔接,形成乡土社会本土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的功能耦合,才能真正能实现文化治理、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多元善治。     

技“宿”乡土间:农业技术与农民关系嬗变——基于华北一个村庄的经验研究

农业技术嵌入乡土时,在差异性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下,技术的行动逻辑与农民的行为策略呈现出迥异的样态。农业技术嵌入的方式是由国家、村庄、农民三种力量共同形塑的,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使技术具备了扎根乡土的精神特质,乡村精英的技术亲和力也使技术获得了嵌入乡土的社会基础。但集体化、个体化、市场化时期的农民需求是嬗变的,因此农民与技术的互动也呈现出"嵌入""脱嵌"又"回嵌"三种形式。农业技术不是单向度而是双向度的沟通活动。技术发明者到使用者的技术距离可以通过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来予以消减。作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农业技术应该把握不同时期的农民需求,找寻新的技术亲和力群体作为突破口,以实现技术"深嵌"乡土推动农业转型。     

重塑内生发展模式：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与现实选择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土文化是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根基,但文化发展也是乡村发展的弱项。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塑造“人”,乡土文化的多元功能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契合,可以通过构建“乡土文化+人”联动框架,剖析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然而,乡土文化赋能面临着人口、文化等方面的难题,为充分发挥乡土文化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需在增强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城乡文化协同发展、优化乡土文化再生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重塑乡村社会内生发展模式。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市民化是指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由于城市市民主体与政策决策主体的认识障碍、历史上形成且现在仍旧具有羁绊作用的制度或规定、地方政府决策的固有偏好,饱和而又具有歧视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以及农民主体的素质缺陷等因素,致使我国农民市民化面临许多困难。因此,提高各参与主体对农民市民化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取消二元户籍歧视和恢复户籍管理职能等举措,是推动农民市民化可行而有效的应对措施。     

土地功能偏好、保障模式与农村土地流转

从土地功能偏好和保障模式差异两个方面,运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可以发现两者存在着较大差别：发达地区农民偏好于土地的财产功能,以社会保障、商业保障为主,保障水平较高,土地流转意愿较强;而欠发达地区农民偏好于土地的生产功能、保障功能,以家庭保障为主,保障水平较低,土地流转意愿较弱。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其土地流转意愿也有重要影响,并且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程度或影响方向。需要重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不同影响因素,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展出路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广大农民的要求,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本身潜伏的缺陷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因此,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前提。应该实现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全物权化,健全土地流转法律机制,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恢复合作社的建制,并仿照公司的治理结构来建立合作社的运作机制,从而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出路。     

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民政治权益界说

农民政治权益保障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现行理论对农民政治权益概念缺乏科学的界定,这在实践中导致了农民政治权益保障的缺失。由于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冲突的复杂性以及博弈的多元性,广大农民迫切希望通过政治权益的充分保障来有效表达政治诉求、影响政治决策,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明晰农民政治权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既是有效防范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浅析我国户籍制度的未来走向

现行户籍制度由于附加了各种复杂利益以及与土地制度关联,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成为造成社会不公平的突出因素,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推进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应从切实加快户籍改革立法、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制度、剥离户籍制度附加的各种利益、实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行土地确权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着手,注重顶层设计,做好各项配套改革,稳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与转变:基于承认的视角

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社会形成了“农民-工人”相分离的主导的身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农民与工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实现了过去人们难以想象的奇异结合,“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的建构是错误承认的结果,因而农民工身份的转变需要合理的承认来实现.     

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及其破解

我国农村人与资源的矛盾非常突出,欲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大量减少农村人口,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文章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途径.一是户籍制度改革要有重大突破: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将各种利益与户籍身份剥离,建立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二是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创新农地制度.三是强化政府的职能,在各项政策的制定上,由过去的限制农民进城向主动吸引农民进城转变,并为他们做好各种服务.四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逐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五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合理的技术选择策略,大力发展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第三产业,扩大城镇就业容量.六是创造各种教育平台和文化环境,全面提升进城农民素质,提高其城市适应能力,并最终完全融入市民阶层.     

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我国的长期实践证明,不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也还是要反复。现阶段我国急需解决的农民问题有四:一是农民人数太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大;二是农民太穷,农民太苦;三是农民太弱;四是农民日益边缘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就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要改革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建设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民数量逐步减少,农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最终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难以适应新环境。尽管多年来户籍改革一直在进行,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等级身份、劳动力资源浪费、人户分离及一人多户等,这根源于我国以“城市中心主义”为发展理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要加紧完善户籍立法,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推动户籍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以推进我国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