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及其对梁实秋翻译观的影响

梁实秋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在师从美国人文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白璧德后。梁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浪漫主义立场转向人文主义立场。梁实秋翻译的作品,无论从选材还是实践上,都延续和阐释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透露着理性的人文主义情怀。     

学衡派、梁实秋推介新人文主义策略之比较

新人文主义在产生背景、倡导主张等方面与五四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推介新人文主义难度很大.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和梁实秋,在推介新人文主义时因采取不同的策略,推介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学衡派基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的采取了直接推介的方式,加剧了学衡派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们的对立,导致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形象被"妖魔化".梁实秋吸取了学衡派推介失败的教训,巧妙地采取了间接推介的策略,虽然未能使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但取得了比学衡派更好的推介效果.     

缘于学术精神内在契合的结识——梁实秋对白璧德思想的重新发现

白璧德思想学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曾一度因学界的片面误读而渐趋消退、遮蔽、沉寂以致被边缘化而难觅其影响的踪迹，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从梁实秋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来重新探讨白璧德的文艺批评理论，从而把握白璧德与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等人内在偶合的思想内涵，一方面旨意于对白璧德这位大师的文艺理论批评思想在中国20世纪文学界的影响将隐含着赫然的价值意义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另一方面则可以系统地勾勒、揭示和凸显出梁实秋思想理论学说与白璧德学术理路的内在契合性。     

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吴宓与梁实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吴宓与梁实秋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最显赫的两位传人。从吴宓到梁实秋,我们看到的是新人文主义理想如何自然地融入中国现代文学理想的过程。在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中西融合的理想,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扎根于中国现代文化、寻找到来自于中国文化内部支持的基本方式。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必要正视像吴宓、梁实秋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现实尴尬,这种尴尬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     

批评视野中的一抹亮色——欧文·白璧德思想之现代锋芒及启示

欧文·白璧德文学批评思想理论内核蕴涵的深入研探,将触及四方面主要内容的论析:一、文学批评应持守古典精神之内在标准;二、文学批评应谨防滑向浪漫情感之病态及人道主义之泛同情;三、现代文学批评尚且缺乏男性特征;四、白璧德思想学说之现实价值及启示意义。显然,对白璧德颇具内驱张力与不乏新见的文学批评学说展开拓展性、突破性的深层阐发,对当下文学批评前沿性的现实走向将具有别开生面的指引与当代意义。     

传播·接受·影响——欧文·白璧德文论所彰显的现代性与传统性融合

白璧德所持守的文学理论批评学说范式,在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经历了盛衰沉浮、扬弃伏现的现代沉浮命运。回顾白璧德学说在现当代视域中掀起的这一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得失嬗变、起伏显闭的隐隐演进之脉象流迹,进而对其特定内涵的思想学说在中国文坛引起的回应、接受、阐释、传播、批判、遮蔽、消退、敞开等诸现代文学现象相交织之根源进行重新回顾与彻底透视,发现其中隐含着某种为时代所疏于甚至忽略的学术探究之现代深远意义。一方面对白璧德思想学说内在理路蕴涵之超前性与新锐性的投射有基本的定位与把握,另一方面对白璧德理论学说在中国毁誉盛衰的现代命运遭遇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多元向度之隐现辐射则有所顿悟与鉴照。     

重审“卢梭与浪漫主义”——以白璧德的卢梭批判为中心

在白璧德那里,奉行自然主义的卢梭成为他新人文主义理念的主要敌人。在其新人文主义的整个建构过程中,都伴随着对卢梭的甚为苛严的批判。这一批判既有理论的闪光,也有不少偏见与谬误。这些使得"卢梭与浪漫主义"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反思的理论问题。康德与伯林的相关论述为我们辩证地看待卢梭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     

贯通中西古今闪烁人文精神——评马玉红《梁实秋人文主义人生艺术追求与实践》

<正>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化人中是个独特的存在,目前学术界对梁实秋的研究成果丰赡斑斓,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对梁实秋的人文主义、文艺思想、人性论的阐释,对梁实秋散文艺术创作特色的论述,以及对梁实秋与鲁迅等左翼文人的文艺论战等评述,其中不乏相当极有价值之作,但是不能说对梁实秋的研究已经十分完善,这其中还有相当空间可挖掘。譬如研究者对梁实秋人文主义的梳理多局限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而对给予梁实秋极大影响的中国儒、释、道思想,古希腊精神,以及斯多亚派哲学,或者谈及不多或者避之不谈,这显然是一种缺撼。对梁实秋人性论的阐释,研究者也以白璧德人     

中西人文主义异同初探——兼谈传统文化改造的必要性

中国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人文精神都立足于“以人为本” ,但其内涵和外延均有较大的差异。西方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中国文化在其早期就显示出非宗教性的品格特征———浓厚的人文精神。所以 ,由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中西人格取向、道德价值观迥然不同。历史赋予我们当代人的使命是通过改造传统文化来发展现代化 ,而不是用现代化来嫁接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钱宝琮:在中国介绍研究新人文主义的先驱

萨顿是美国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钱宝琮则是当代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本文根据有关原始文献,追溯了20世纪40年代钱宝琮率先在中国介绍萨顿学说的一段历史,以及钱宝琮后来因此而蒙受的政治磨难,并对之进行了评论.     

从文化到文化诗学——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指向两个对立的观念--限制和流动,而文学是各种界线在文化上强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再现了文化的"即兴表演"结构.他的"文化诗学",正是一种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阐释范式的努力,以便窥见文本与看似外在于它的社会的关系.但是,与文化研究不同,文化诗学仍然坚持文学形式的一面,而与文化唯物主义不同的是,文化诗学更关心权力在过去而不是现在的运作.     

西方浪漫主义的中国文化处境——从梁实秋与郁达夫的“卢梭之争”说起

192 8年梁实秋与郁达夫的“卢梭之争” ,涉及到西方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处境这一重大论题。双方对卢梭的不同评价代表了中国文化内部对卢梭及西方浪漫主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即儒学主流文化的否定性批判和贫士文化的肯定性接受 ;卢梭和西方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尴尬处境是由中国文化的独特内在构成所决定的 ,郁达夫所代表的肯定性接受体现着时代的呼     

新人文主义与闻一多的《诗的格律》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奠基之作———闻一多《诗的格律》所产生的学理动因是什么呢? 学界尚未就此作过深度的探索。一般均认为,初创期的新诗因其形式简陋单一,创作粗制滥造,迫使它改弦更张,但这仅是形式动因。以新月诗派为代表的,以《诗的格律》为理论基石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在理论上缘起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两者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这是其学理动因;而在新诗发展史上,则属于古典主义思潮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     

政府干预:一种价值选择——从经济学到法学

对于政府干预问题,经济学往往把其作为一个经济变量来看待,由于在经济学中,采用不同的前提性假设会导致不同的结论,这意味着,经济学只是对政府干预的诸多可能的选择进行解释,某种政府干预模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仅仅反映经济学家本人的价值观倾向。而法学往往是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从经济学到法学的范式转换,把某一种最能反映社会需要的政府干预模式确定为唯一的价值选择。因此,法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在众多的政府干预模式中做出选择,并为这种政府干预模式的法律化提供理论基础。     

人文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世纪之交对中国传统文化出路的一点思考

在批判继承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出路的种种主张的基础上 ,结合西方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 ,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 ,认为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要克服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各执一端 ,相互攻击的缺陷。在大力宏扬科学精神 ,理性精神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建立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     

论“新写实”说明的文化选择

“新写实”小说是中国当代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流派。今天回顾这股学思潮,可发现其中超出学价值的化特质。在化态度上,“新写实”是立足于现实来择取中西化传统的;其化表征从外及内依次呈现为凡俗化、中年心态化和生命哲学化;而最终的化指向均是市场和大众。“新写实”小说的化选择代表着转型期中国人生活的“样法”。     

论“新写实”小说的文化选择

“新写实”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今天回顾这股文学思潮 ,可发现其中超出文学价值的文化特质。在文化态度上 ,“新写实”是立足于现实来择取中西文化传统的 ;其文化表征从外及内依次呈现为凡俗文化、中年心态文化和生命哲学文化 ;而最终的文化指向均是市场和大众。“新写实”小说的文化选择代表着转型期中国人生活的“样法”。     

从曾国藩的文化心理看其文化选择

曾国藩,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其能提出“学洋务”的原因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从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家庭教育和湘文化的熏陶,尊崇“经世致用”等文化心理上分析,将有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他做出“学洋务”选择的渊源。     

从程序法定主义到程序人文主义——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发展述评

如果说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是一部实践技术法典,1975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则是一部诉讼艺术法典.1806年法典的立法者受当时诉讼理论空白的局限,忽略了对诉讼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定的制定,仅为抵御法官裁量恣意制定一系列枯燥和复杂的程序规则,造成法典的法定主义和形式主义特征.1975年法典制定时,诉讼法学已处于成熟阶段.立法者在法典开篇之处规定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并且引入程序合作主义理念,改变了诉讼程序中传统的自由决斗性质,而将诉讼定义为法官和各方当事人共同合作寻求纠纷解决的领域.从20世纪末开始,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发展则更为强调追求纠纷的人性化解决,倡导当事人参与纠纷解决,鼓励他们基于合意寻求纠纷的协商解决,由此形成法典的新特征——程序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