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与中日友好事业统一战线的建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成功经验之一,在恢复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实践中,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最高负责人,成功的运用了这一经验。他大力发展民间外交,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造就了民间交往的潮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廖承志广交朋友,通过与日本各界的广泛接触,建立了中日友好事业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推动着中日友好事业之车向邦交正常化前行。     

卷首语

1997年7月1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回归祖国，不但为中华民族洗雪了百年耻辱，而且有利于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稳定，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生前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各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我国政府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就是说…     

要闻·声音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近邻，我们对日本人民在这次地震中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中国政府和人民正积极支援日本抗震救灾，我们将继续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帮助。祝愿日本人民早日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中国政府十分关心在日中国公民安全。“3·11”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积极救助在日中国公民，中方对此表示诚挚感谢。     

关于人的本质的几个问题

人的本质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抽象的人的本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具体的人的本质把人和人区别开来。社会关系“总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往复循环的过程，因而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运动过程。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后变成了人的社会意识，主要表现为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入手考察和分析人的本质，同时注意把握人的本质的历史性、阶级性、多样性和可变性等特点     

共享发展:从政治理性到政府治理

共享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特殊蕴涵,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代建设事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性。不仅如此,共享发展理念正通过顶层设计与系列制度安排转化成为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实践理性与行动遵循,具有很强的导向意义。从政府治理角度看,共享发展理念有着增进全体人民的"获得感"、降低社会矛盾的"烈度"和形成居民储蓄的"释出"效应的诉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民生福祉作为基点来推进共享发展的实现。     

也论“竞争”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竞争”观应该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竞争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应把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区别开来，把“竞争”变换为“竞赛”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越飞在华的三重外交实践与苏孙结盟原因新论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接替派克斯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问题。越飞早在来华之前就知道,苏俄政府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中国政府相悖。于是,越飞来华后就采取一方面和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正面接触,另一方面另找机缘的方法,同时派专使携函同吴佩孚和孙中山分头联系,以求尽快建立中苏友好同盟。这就是越飞的三重外交实践。越飞在同北京政府的继续谈判中遇到难度。在同孙中山和吴佩孚的交往中,了解到双方都极力反对北京政府,并准备取而代之,并都有中俄联盟意向。于是,他就积极操持孙、吴联合,希望他们能够组建孙吴联合政府,以取代受列强操纵的北京政府。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说:"只有您和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政府,才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政府。"对孙中山说:"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但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都无意与对方联手,这令越飞深感失望。为尽快建立中俄联盟,越飞经过对孙、吴政治态度及军事实力的甄别,决定联孙舍吴。1923年1月18日至19日,越飞亲赴上海同孙中山就吴佩孚与北京政府和孙     

企业竞争力的界定及指标体系设计

要在培育企业竞争力的进程中少走弯路，必须科学地界定企业竞争力。在理论上首先要把企业竞争力与行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区别开来，把它与企业行为、企业业绩区别开来；其次要考虑企业竞争力的效率性、排他性、综合性、动态性和相对性。在设计企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时，应遵循“选择—转化—输出”的技术路线，建立反映企业识别、适应环境能力的指标，反映企业整合资源、培育竞争优势的指标和反映企业向目标市场提供价值物的指标。     

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审视

自葡萄牙人进入、租居和占领澳门至今已有４４６年的历史了。其中，１５５３～１８４２年期间，明清中国政府一直是对澳门行使主权的。到了１８４３～１８８８年期间，葡萄牙才逐步占领澳门和破坏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并骗取了“永驻管理澳门”的管理权，但它并不拥有对澳门的主权。而在１８８８～１９９９年期间，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直为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而斗争。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国政府将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再认识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长期以来都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贯彻人类社会始终、决定人类社会性质的社会基本矛盾来阐述的。但是这种阐述实际上既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阐述的思想本意,其局限性是没有把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与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区别开来。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危害。     

对日民间受害索赔管窥

主体不同、原因不同、对应罪状不同，是战争赔偿与民间损害赔偿的主要区别。两者不容混为一谈。日本政府拒不谢罪与赔偿，不但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构成了新的国际不法行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迫使受害者不得不拖着伤残老病之躯，东渡日本力挽狂澜再次“抗战”，他们的成败是中日两国能否世代友好下去的试金石。     

王维及唐朝诗人与朝衡交往述论

在唐王朝与日本交往的几百年中,除去官方的外交往来,日本来使与唐朝诗人也频繁往来。遣唐使团中有很多人本身就是诗人,来华一住就往往长达数年,他们有较多的机会与唐朝诗人交往,相互唱和,研讨诗艺,成为朋友,这对当时及后来的日本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王维及唐朝诗人与日本遣唐使朝衡结下的友谊堪称典范。朝衡在华生活了整整54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备受厚遇的同时,与唐朝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论唐代中日往来诗歌交流

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 ,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 ,中日使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结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他们相互赠诗唱和 ,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这些诗篇热情赞美了中国的兴盛强大和中日友好的情谊 ,赞扬了中日使者、僧人远离故土 ,飘洋过海 ,不畏艰险 ,不辞辛劳 ,挚着求法和传播文化的坚韧精神 ,也抒发了中日使臣、僧人身居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乡的眷念之情。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也是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 ,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及中日使臣、僧侣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在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史上,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重启了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推动了朝鲜学术文化的进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现了"天涯知己"般的深厚友情。除燕行使外,朝鲜还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的通信使路线,1764年元重举就曾以此身份出使日本。如果将同时代燕行使与通信使的记录叠合观察,可以看到中、日、韩三国各自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此外,从洪、元与中、日知识分子的交往经历,可以发现18世纪中、日存在相似的"情"的世界,而朝鲜则无。日本"古学"与清朝考证学都将"情"置于积极主张的地位,这造成了中、日两国与信奉朱子学、宋学的朝鲜在精神世界上的差异。     

论西方大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反响及其成因

西方主要大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围绕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改革问题上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政策经历了由“不介入”的消极态度到转变为“变相”支持的积极态度;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表现出积极的介入和强有力的支持态度;日本对中国的币制改革则充满了抵制和破坏的行动。其实质是反映了英美等大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矛盾的日益表面化和尖锐化,也反映了中国国民政府企图借助西方外力使中国经济向着现代化进程迈进,以稳定国民政府对全国统治的愿望。     

论黄遵宪的历史贡献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多方面成就和建树,并积极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人物,在19年的外交生涯中为维护中国主权,保护华侨、华工权益,促进中外友好与文化交流,作出许多贡献。他深知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因此,决心寻求救国方案,并以政论与诗歌来表达他致力于救亡图存事业的雄心壮志。他不仅倡导和宣传资产阶级,维护新思想和启蒙思想,而且勇于实践,促进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     

20世纪20年代美日在中国的角逐

20世纪20年代初,美日在华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争夺:经济上凭借自己的实力来削弱、排挤对方;政治上不惜代价分别扶植代理人,以求控制中国中央政府;当中国大革命兴起时,美国抓住时机,通过扶植、控制南京蒋介石政权,进而控制中国,在美日角逐中最终胜出。总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防止美日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是不可能的。     

协定贸易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观(1952—1958)

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客观的认识,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更多是带着一种鄙夷的态度来观察这个邻居的。二战后,日本的战败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为双方重新获得彼此之间的正确认识,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条件。但随之而来的冷战,又为两者关系的发展平添了莫大的障碍。无论如何,加强交流都是消除误解、增进好感的重要渠道。冷战的展开,使得初现曙光的中日关系又落入谷底,但此时日本经济界人士,或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或因为对华亲近而要实现中日友好,对推动并实现中日民间的经济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过程中,注重选拔人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又完备的官吏管理法律制度。就管吏的选任方式而言,主要以世选制、科举制为基本方式。此外,还有察举制、征召制、入粟补官法、恩荫、任子制、赏赐与赠与。既有成效,也有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