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内部分层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国际安全区最多容纳了约25万中国难民。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难民面对“死神”侵华日军,命运并不“平等”。相比“特殊”难民,“普通”难民整体境遇更形竭蹶,尽管日军的无差别暴行会抹平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中国难民内部的分层与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形成的特殊利益和条约体系有关。而且,同样面对日军,中西人士处境完全不同,其食物结构可见一斑。面对死神的不平等,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多重悲剧性。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金陵大学的暴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学屠杀暴行期间，金陵大学是留在南京的国际友人设立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人。日军在金大范围内的暴行令人发指，校内美德人士的住宅也不能幸免，外国国旗、领事馆布告，甚至日本大使馆布告，都不足以阻止日本兵的侵入和施暴。金大北侧紧靠日本大使馆，而日使馆和军方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措使来缓和日军在金大的暴行。事实上许多暴行是日军军官带头干的。惨痛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学校的安全。     

日军举行入城式恫吓南京人民

为了进一步向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显示日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威”与炫耀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巨大胜利，进一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战争恫吓与恐怖威慑，日本当局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仅4天，在12月17日，在日军正对南京进行屠城的高潮中，就急不可耐地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日军占领南京的“入城式”。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外人资产之掠夺——以美德两国在宁资产被劫情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特征的事件,日军暴行所及,不仅给中国民众造成巨大伤害,也给在南京的外国人资产带来严重损失。南京大屠杀期间,无论是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还是作为日本盟友的德国,其在宁企业、侨民甚至使馆都遭受了日军程度不同的劫掠暴行。这既是日军对西方国际社会妨碍其在华军事行动的报复性回应,又是日本试图在灭亡中国的同时,驱逐或者消除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及其政治影响的一种举措。南京沦陷后日军对第三国在宁资产的劫掠暴行,是日军对西方在华势力的一次重大挑战。与日军对中国民众的各种伤害相比,这一暴行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对与谴责。此后,国际舆论日益转向支持中国,并对中国坚持长期抗战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中苏美空军对陷城日军的大轰炸

1938年1月2日，日军在南京一方面继续进行大屠杀，一方面刚刚扶植起一个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就在这天晨5：00与下午2：00，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战机两次空袭了南京大校场日军机场，炸毁日轰炸机2架。日军没想到中国空军在南京失守后这么快就来空袭，毫无准备，损失惨重。     

南京大屠杀: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东京审判中威尔逊的证词分析

1946年7月25日-26日,罗伯特·威尔逊作为南京大屠杀案第一位证人,出席东京审判。他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南京陷落后日军进行的毒品贸易、南京陷落前后人口变化及病患受伤原因的陈述与中国幸存者的证词、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他第三者证词等相互佐证,证实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犯下的谋杀和大屠杀平民、强奸、毒品贸易等滔天罪行,使世界人民了解到日军在战争期间的丑恶行径。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80年后的今天,随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基于历史事实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审视日本国家战争责任尤为重要。威尔逊等西方人士的第三方史料无疑是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有力佐证。     

第一篇 保卫南京——战前南京经济社会发展趋快

沉浸在建市10周年庆祝活动欢乐中的南京民众万万不会想到，就在此后不过月余，日本军国主义竟在北平卢沟桥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5个月后，疯狂的日军又进攻南京，并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南京从此陷入了一场浩劫，开始了她八年沦陷的屈辱而悲惨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魁

“南京大屠杀”惨案已过去60多年了。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松井石根当作这一暴行的罪魁祸首。 他虽然是日军攻陷南京的最高长官,但当时真正指挥和放纵日军活动的却是日本天皇裕杀气腾腾的部队向南京逼近的时候,松井将军因结核病引发高烧,在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战地     

浦口集中营四次暴动

南京新炭场地处长江北岸浦口西南角，与下关隔江相望。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在这里建造日本三井洋行的三井码头。1940年初，日军在三井码头临江地带，建立了两个战俘集中营。营内驻有日军一个看守小队和一个炮兵连，与浦口日本宪兵队负责看押战俘。从1941年起，日军先后6批从太原、北京、上海、     

犹太难民在上海的面面观——上海犹太人研究之九

一、犹太难民是怎样设计新生活的?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上海,通过各种救济社团的安置,总算有了栖身之地。虽然,上海的租界地这时已经成为德国盟友日军封锁和控制下的孤岛。但是,现实环境使欧洲犹太难民逐步消除在德、奥及东欧各国反犹—灭犹政策下的压抑感和恐惧感。住在虹口地区的难民最主要的麻烦就是:连接虹口区和公共租界的外白渡桥要实行宵禁,即在凌晨2点以后禁止任何车辆通行。这种宵禁也仅仅是对那些在酒店和夜总会做事的人带来不便,而对一般居民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民国元年的报律风波透视

民国元年发生的报律风波,折射出丰富的历史信息。现从两个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开掘。第一,从报界向临时政府争什么来看,报界主要关注的是言论自由,而不是法治,报律风波主要是言论自由问题;第二,报律风波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革命党人对言论自由的幻想化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对革命条件下舆论控制的认识不清。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党员构成与组织形态分析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中,国民党具有核心作用,其自身状况对这一体制的运转有着根本影响。1927年以后,国民党党员构成与组织形态的变化,表明国民党的性质已发生了蜕变,它不再是改组时基础广泛、组织严密、追求进步的革命政党,成为基础狭隘、组织松散、失去革命精神的保守政党,以党治国的主体前后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反映出国民党的统治能力急剧衰退,无法充分发挥其执政功能,阻碍了现代国家的成长,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的溃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的关系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之间,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冲突和对抗,冲突与调适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互动关系演进的基本轨迹.本文主要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关系协调的基础与冲突产生的原因,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     

不能被遗忘的创伤——读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美籍华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一书,从日本人、西方人、中国人三种视角讲述了南京大屠杀,分析了日本对中国的有计划的入侵、如何入侵及背后的深层原因,表现了日本在南京的残酷暴行以及中国人所承受的沉重的苦难、创伤。为了避免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世界应该记住南京大屠杀及其留给世人的教训,对这一历史进行反思。      

关于“环境难民”定义的研究

最近,气候变化移民问题越来越普遍,引发了更多关于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和思考。文章将描述环境难民定义的发展,并考证其在目前关于难民定义辩论中的位置,最后在综合各种重大根本问题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推动办法。环境难民问题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根本问题。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困境及其影响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普遍陷入财政困难、新旧混杂、无所作为的困境之中。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关涉到国民政府整个的体制设计、复杂的现实政治状况等，是县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县政的困境使得县政府难以承担领导地方社会发展的重任，县政权成为国民党政权体系中极为脆弱的一环，严重制约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论澳大利亚的国际难民政策

澳大利亚对于外来移民持欢迎态度,其难民政策带有宽容性和包容性,在安置难民方面发挥了一个发达国家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美国经历9·11事件以后,澳大利亚政府从国家安全考虑,进一步采取法律手段加强了政策控制,控制的后果是损伤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声誉。日前,难民政策问题已成为澳大利亚朝野争论的热点问题。     

蔡元培的北大改制与现代大学院系体制的形成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后所进行的学科改革,在中国现代大学学科设置及院系体制建构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德国大学模式为蓝本,将北大办成文理两科为主的研究性大学。“注重文理”、停办工、商两科等措施的实施,逐渐形成了大学、学院与学系三级体制。这套院系新体制为全国其他高校所效仿,也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所认可。中国现代大学学科与院系体制,正式以国民政府法令形式最后确定下来。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谈判与前景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国际难民问题中的特殊问题,至今拖延未决。它因阿以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产生,但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可能得以解决。迄今,有关该问题的谈判经历了阿以谈判、巴以官方的正式谈判、巴以民间的非正式谈判三个阶段。在这些谈判历程中,显示出该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相关因素,暴露了该问题的难度和关键所在,也预示着最终达成协议所应遵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