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生券军与熟券军考

生券军、熟券军都是活跃于宋末及元代的军事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形成于南宋,是以会子支付军饷、从外地抽调兵士镇戍边境的军事组织,属于镇戍部队,后者则定居于当地;前者多承担战斗任务而后者主要负责屯田。元代,生券军有征伐、镇戍、屯田和侍卫职能,熟券军的职能同生券军接近;二者都属于新附军,政府对其秉持着非兵即农、不为兵则屯田的管理原则。     

前燕中原时期胡汉分治制度考

史学界一般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前燕不实行胡汉分治.实际上,在前燕中原时期,职官系统在形式上已完全汉化,但承袭了辽东时期的军户制,军队内部鲜卑和汉人分别编制,形成了胡汉分治的格局,任鲜卑族为军府将领.这既是鉴于冉闵之乱的教训而取消大单干台缓和民族矛盾的做法,又在中原汉人集中的地区保存了本民族的核心军事及政治力量,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极具民族融合特色的政治制度.     

北宋乡兵征募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北宋政府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特别在边境地区,乡兵规模十分可观.乡兵的征募分为征籍制和招募制两种.征籍制属于强制性义务兵役制,招募制则有募兵制的特点.征籍制乡兵数量虽然庞大,但与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松弛,很难激发其战斗力,徒有虚名.北宋政府通过授田等方式招募的乡兵与政府的经济依附关系紧密,因而战斗力较强,北宋中后期,招募制乡兵的军事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北宋王朝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     

官僚制组织: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

本文主要目标是证明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自韦伯首次提出以来,该组织形态就是一种能够大规模程度上纯粹以技术上的优势见长的组织形态。虽然其本身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其根本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的基本结构在政府部门中一直存在着。马克斯.韦伯后的组织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完全取代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并且在信息时代下政府部门再一次地向整体性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回归。     

试论满洲军事赏罚制

满洲军事赏罚制,是一项关系到满族勃兴和发展的重要军事政治制度。它作为满洲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反映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以赏罚立军、以军立国的历史特色。本文试图对这一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特点、作用,进行一次初步的探讨。     

宋朝厢军职能新探

厢军是宋朝的常备军,除具“役作、工徒、营缮”等职能外,还具有明确的对内镇压和对外防御的军事职能。其主要表现在驻守各地的厢军作为一种现实的军事力量,与禁军一起发挥了防御和戍守的重要作用;厢军的军事职能在宋朝军事制度上也有较充分的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前厢军实行了更戍制度,有效补充了各地禁军力量的不足;厢军还是北宋巡检系统中的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由于厢军军事职能的存在,必然会参与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的军事行动,而且在对外防御的战斗中不乏骄人的战绩。厢军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军事职能能否得到有效的发挥,不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且同政治状况、官员素质关系密切。     

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员

抗战时期,就军事力量动员的规模和效率来说,广西在全国首屈一指。新桂系当局之所以在军事动员方面较为成功,在于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民团体制,这一体制适应了抗战动员的需要。民团体制不仅为正规军队提供了质量兼优的兵员,也在大后方储备了可资利用的准武装力量,同时还保证了战时连续军事动员的顺利进行。广西民团体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值得肯定和重视。     

西汉军队领导体制探析

探讨西汉军队的领导体制，是研究西汉军制史的一把钥匙。因为军队领导体制是军队的中枢，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等诸方面的变化，最终都要反映到领导体制上来。同时，探讨西汉军队领导体制，还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西汉专制主义中央政权的发展轨迹。本文就此呈疏浅之见，敬请指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军事机构从无到有。伴随着军事机构的日渐庞大，军队领导体制也开始形成。到西汉时期，随着文武分职制发展，军队领导体制日趋完善。从制度上说，其时中央军事行政系统，设有太尉（大司马）；中央禁卫军系统，设有卫尉、中尉和郎…     

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与文化传播

明代的卫所制度是重要的军政管理制度,遍及全国各地的卫所,管辖着从各地抽调而来的军户和面积不菲的田地,从而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军卫移民群体。军卫移民以家庭为单位,他们自明初移居之后,近三百年间绝大部分都没有回到原迁出地。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在与迁居地军民共处的文化交流中,表现出以下特点:武官是卫所移民社会中文化建设和文化传僠的主导者,而军卫群体则是文化传播重要的参与者和引导者。     

论军事权与行政权的分野——以扈佳佳案为切入点

在扈佳佳案中,军事权与行政权发生了混同和错位,应归属于军事权的征兵政治审查权力以行政权的模式配置,并以行政权的运行机理运行,造成了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并导致权力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对"权力分立"与"权力分类"的混淆性认识是军事权混同于行政权的原因.军事权应该是一项独立于行政权的国家权力,其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都有其独特特点.军事权的法律规制与行政权的法律规制有类同之处,如都受到来自公民权利界限、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限制;军事权的法律规制也有其特殊之处;宪政架构下军事权的配置有独特的特点;军事权的程序控制具有特殊性;与行政权相比,军事权应受到更多的国际法上的规制.     

宋元时期太湖东部地区的水环境与塘浦置闸

宋元时期,太湖东部地区沿吴淞江、长江和沿海地区的塘浦置闸是当时大圩水利的一个重要特色.大闸存在的主要理由是以出太湖之清水,刷感潮之浑水.宋以前,大闸的位置因农业开发的程度不高,靠近河浦内部的农田区,以后随着农业开发的加强,更接近外部近长江或近吴淞江河道区域,元代吴淞江淤积程度的加深,任仁发一度以强化河口置闸之法冲吴淞江之淤.由于河道常淤,大闸逐步废弃.在明代,由于吴淞江的弃用和东部北部丰水环境的改变,坝堰体系兴起,大闸与塘浦圩田体系也彻底地被替代.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悲恋逝去故国与渴望新朝和平--论河汾诸老诗歌的家国主题

河汾诸老是金元易代之际生活在黄河与汾水之间的八位诗人.由于所处时代、生活经历的相似,诸老们不约而同地写作了一些反映时代、社会和国家命运的诗篇.它们之中既有悲恋逝去故国的作品,也有渴望新朝和平的佳作,共同构成了河汾诸老诗歌中看似矛盾的家国主题.     

略论明代水利撰述的特点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天下财赋仰给于江南,而江南财赋全资水利,因此水利之于明王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利撰述呈现出突出发展的态势.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明代水利撰述具有数量多、注重实用、批判性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和明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陆军将校联合会述论

南北统一之前，出于对袁世凯的暂时警惕，黄兴发起成立了“陆军将校联合会”，主张军队政治化，反对军队国家化，开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之先河；南北统一之后，听信袁世凯发扬共和谨守宪法的誓言，黄兴退至军队国家化立场，亲手取消了“陆军将校联合会”。陆军将校联合会的命运轨迹，清晰折射出黄兴的心路历程。     

满族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

晚清时期政局动荡,各种分离倾向日益严重,以汉族官僚的任用为由,满族皇室之间争权夺利,导致清皇室内部分裂的迹象逐渐明显。对自我经济利益的极为看重,使得清皇室不能团结起来,抵御南方民军的武力威胁,在后期的谈判中先机丧失殆尽。袁世凯利用皇室内部的分裂,成为操纵清室命运的官僚,最终诱致了退位诏书的出台。与前期谈判内容相比,最终形成的退位条款对皇室利益大打折扣,从皇室的角度来说,清帝退位诏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清朝皇帝物质利益的工具。     

论“逸品”审美内涵的历史深化与发展

“逸品”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 ,是由唐人提出来的 ,它的美学内涵在宋、元时期获得了历史性的深化与发展。唐代的“逸品” ,是“不拘常法” ,狂放的 ;宋代的“逸品”是鄙弃法度 ,笔简形具 ,出于意表 ,优雅的 ;元代的“逸品” ,则是“写胸中逸气” ,“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清奇的。“逸品”美学内涵的深化与发展 ,体现了不同时期美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和时代特色。     

元代宫廷服饰制度形成的经济因素

元代宫廷服饰制度的形成除了有政治推动力以外,还需具备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元代官手工业、商业、朝贡贸易等的发展,科差岁课赋税制度的推行,为元代宫廷服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白朴《墙头马上》裴少俊形象略论

白朴的《墙头马上》塑造的男主人公裴少俊形象,是元杂剧爱情剧作中男性角色的典型,是元代士子形象的真实写照。裴少俊深受封建思想影响,身上肩负着＂卿相之子＂的责任,遵从着封建家长制。同时,裴少俊身上也体现出金元士子的思想特质,大胆追求爱情。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