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评历史人物

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不仅写得栩栩如生,而且评得实事求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拙文就司马迁评历史人物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司马迁评历史人物,主要是在写生的前提下,以“太史公曰”或“寓论断于序事”的形式,着力于“亮相”,把历史人物的面目凸现出来,使人们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舞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

 司马迁在史家实录传统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传统。司马迁本没有文学性的考虑,也没有后世所谓的文学观念。他只是努力将人物写活,抓住人物的精神,从人物的活动、人物在事件中表露的性格及心理,揭露出历史变化的内在因素,并由此表现他对历史的评判。但如何将人物写活,生动,有精神,这本身便开创了纪传文学传统。司马迁深刻的历史思想和过人的史识,使得他的人物传记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的高度,这个历史思想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所运用的文学写作手段,亦从此生发。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正应从此处去深思。
关键词：     

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历史”史观的基础上,肯定了法家人物在历史变革时期不可替代的作用;客观描述了法家人物固有的局限性;深刻剖析和批判了法家人物道德人格的缺陷。并依此对司马迁评价法家人物的矛盾说提出质疑。     

试论司马迁《史记》对女性人物的记载

《史记》有不少地方描述、评写了历史上的女性人物。笔者认为 ,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全面了解 ,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和历史或全面认识、评价司马迁和《史记》,均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内容。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盈虚之道论雄杰——由《项羽本纪》等篇谈《史记》人物塑造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极具文学色彩,其性格表现与历史功过,无不体现司马迁以人物承载历史的史书创作的人文情怀。项羽、韩信、刘邦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演绎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男性观——以《史记》中项羽、刘邦人物形象为例

以项羽、刘邦这对人物形象为例，分析了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男性形象的性格特征，并考察了司马迁描写这些历史人物叙事过程中的理想愿望与现实当中的种种不足，进而分析出司马迁对这种困境或困惑的处理方式：“一手两笔”，体现出其塑造人物手法的高超。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史记》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以法家人物传记为例

本文运用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二元对立的理论,具体地分析和探讨了司马迁在评价法家人物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性;并以道德评价对历史评价的部分吞并来作为法家人物悲剧命运色彩不浓的主要原因;进而剖析了造成二元对立的主体和客体因素.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略论《史记》中的经济管理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等篇目中所表述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特殊的现代意义.他以"法自然"为哲学基础、"善因论"为基本理论的一系列经济管理思想和方法,以及"因之"、"通变"的原则,对当代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司马迁的人格魅力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史记>及其作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在众家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翔实的资料与大量的证据,运用文艺理论及心理学、美学原理,从五个方面系统剖析和评价了司马迁的人格魅力.过去仅把他作为史学家和文学家来看待是不够的,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应当公正评价“平民刘邦”——评易中天先生新作“刘邦崛起之谜”

易中天先生品说平民刘邦为“流氓、无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是对历史人物不负责任的臆测。应该认真追寻相关词语在原著中的位置，比对历代注说，进而深入探求司马迁记述“微时刘邦”的良苦用心，以期公正客观评价“平民刘邦”。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史记》人物之死描写论

<史记>人物之死的描写,是司马迁表现悲剧人物思想的特定瞬间,作者通过短暂的历史画面,形象而富有韵味地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不管人物的身份、地位如何,在死亡面前,都毫无例外地流露出了对生命的留恋.只不过,这种留恋幻化成了或慷慨、或悲壮、或无奈、或痛苦的万千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