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关于<左传>中所记述的世卿,自汉至清的历代学者,都以乱臣贼子视之,因此,对<左传>褒赞鲁国世卿季平子的记述大加批判.这是在<公羊传>"讥世卿"的经学思维下对<左传>大义的误读.近代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有"尊季氏"的倾向,故书中多有袒护季氏家族的言论,然以全文观之,并不尽然.<左传>记史,并非以一种绝对的是非观去看待一个阶层或一个人物,而是在具体的史事中体现其思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行为,作者或据周礼批判其行为,或据事实反思周礼的弊端,体现了剧变时代史家的思想张力.     

《左传》战争描写特点论略

<左传>记乱世之事却不凌乱,叙事脉络分明主次得当.作者尤善于写战争,全书共记录战争483起,记录详细的14次.<左传>成功之处在于把战争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下来描写,与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大多数战争叙述注重战争的因果关系和连续性完整性,略写战争过程,战前有预示性战后有总结性;通过战争中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结构方面特点突出.因此,它对以后军事战争及其题材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与清代考据学关系考述

作为一部重要的<左传>注疏之作,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深受中国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该著不但在书籍征引方面大量汲纳顾炎武等人的<左传>注疏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成果,而且在注疏内容和方法上广泛接受清代考据学家的观点,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濡染他们重训诂、崇实学、尚校勘等学术风气.竹添氏<左氏会笺>所受清人之影响,反映了江户时期日本汉学界在清代学风影响下考证之风的盛行,对认识清代学术与日本汉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多有裨益.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写作年代、文体与篇名考

<难蜀父老>写于通西南夷的过程中,其确切年代是元朔元年;其文体应属论难之体,并且是此类文体的开创者;其篇名众说纷纭,当以<难蜀父老>为妥.     

《春秋》泓之战记载之三传比析

<春秋>三传对于泓之战中宋襄公的行为从大致相同的史实记载中却得出了迥异的看法,原因在于三传各自的性质和思想特点有所不同.其中<左传>的记载有较为鲜明的史学特点,其叙事之中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理性.<公羊传>和<毂梁传>更侧重义理的阐发从而体现出经学的特色.但<公>、<毂>对宋襄公截然相反的评价,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传之着眼点不同.而进一步思考,<公羊传>的推崇理想和<毂梁传>的注重现实是密不可分的,这正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张力.     

"爰田"是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兼论银雀山竹书《田法》

"爰田"(一作"辕田")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在<春秋左传>、<国语>、<汉书·地理志>等史籍中均有记载.春秋时晋国"作爰田"后,很快强盛起来,至晋文公时就成为号令中原的霸主.自此,晋国长期左右春秋的局势,几度登上霸主的地位,国富兵强,雄踞中原,这与"爰田"制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诗》亡隐志——孔门诗教背景下《诗》的文化功能

"诗"与"志"的关系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先秦诸子对"诗"、"志"关系多有论述,但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曾整理、研究过<诗>,对<诗>多有论述的孔子,除"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外,对这个诗学命题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因而,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诗>亡隐志"就显得意义非常."<诗>亡隐志"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用诗背景下,对<诗>的文化功能的总结,同时也是在诗、乐分离之后对<诗>的文化功能的再次规定.它在湮没千年之后的重现,既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完善,也是对以"诗言志"为中心的传统诗学体系的重要补遗.     

从经史分离看《史记》的史学价值

经学在汉初正式形成,大约与此同时,史学也崭露头角.而<春秋>则寓"空言"于行事"之中,一直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特件.<公羊>、<嗀梁>乃<左传>侧重继承<春秋>义法,显示出经学的特点:<史记>也继承<春秋>,但其所凸显的却是史学的特点.显然,正是<春秋>兼具经与史的双重特性,促成了经史之间有着始终的关联,但也正因为继<春秋>者所侧重的特点不同,最终促使了经史在学科上的分离.在经史分离的过程中,<史记>无疑处于其间的关节点,它于著述宗旨、著述路数以及著述体例上都发凡起例,从而使史学真正独立于经学,而这些正凸显出<史记>在中国古典史学上之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价值.     

李密《陈情表》别解

<陈情表>表现李密与祖母的孝慈之情并非作者创造之初衷.作为奏章一类的文体,<陈情表>是一篇构思缜密、用语讲究、具有很高写作技巧的精心之作.其显示了李密人格的某种变异,与魏晋之际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李密是由正始名士到西晋名士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舆论·舆人·井田制——兼议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形态及其发展

<正> 辞书解"舆论",皆据《左传》杜预注说是"众人之论".这固然不违"舆论"一辞涵义,而"舆"何以即为"众人"杜注并无通释,是知辞书并未达"舆论"的语源. 考《左传》襄三十年云:     

《老人与海》简洁风格的美学意蕴

本文分析了海明威<老人与海>简洁与含蓄的文体艺术,并从美学的视角,审视该作品的内涵:整篇小说像一幅油画,像一首诗,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音乐感.对于现代人进一步研究美国散文风格、语言文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第一次弭兵会议后晋楚两国的活动看春秋时代的战争法——基于《左传》的法律史研究

春秋时代的弭兵会议共举行了两次,这二次会议成为春秋时代国际局势变革的原因。而从法律视角来看,第一次弭兵会议晋楚两国所采取的二种不同决策与行为直接影响了二国的国际地位。分析第一次弭兵会议这个过程中晋楚两国的决策与行为,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当时的战争法对国际主体的制约作用。本文基于《左传》的法律史,研究春秋时代的战争法。     

先秦盟誓的种类及仪程

先秦盟誓依照参加人员可分为天子与诸侯间、诸侯国间、诸侯国君与本国卿大夫间、诸侯与少数民族间、诸侯国君与国人间、卿大夫与卿大夫间等种类的盟誓 ;依照盟誓性质可分为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等种类 ;依照盟誓的仪式可分为血盟和非血盟两种 ;还有伪盟、重盟、强盟、改盟、和匮盟等情况。盟誓的仪程则可分为征会与定期、排序、商讨盟辞、歃血、拜盟等 11个程序     

论清商乐始于曹魏建安时期——以曹丕《燕歌行》为中心

清商乐发端于曹魏建安时期,而非一向所说的北魏时代.曹魏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已是清商乐,而不再是两汉的相和歌辞.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燕歌行>可能与较旱的燕乐有关;从乐府歌诗的角度来说,<燕歌行>本与燕地无关,也本与战争行役无关.由于乐府诗的写作习惯是后人模仿写作,所以,才分别模仿了"群燕辞归"的"燕"和"从役于燕"的"燕"两种不同之"燕",高适的<燕歌行>,从后者逐渐发展而为"行役于燕"的燕地战争题材.     

屈原被疏与《九歌》抒情的个性化

屈原<九歌>组诗应作于变法流产之后到放逐之前的被疏期间.它并非严格意义的祭歌,其大多数诗篇并不适用于正式场合下的祭祀活动,即<九歌>既不是楚国王室祭祀之辞,也不是沅湘民间祭祀之乐,而是诗人借助楚国巫鬼文化中的祭神形式而创作的高度个性化的灵魂祭歌.<九歌>中的神灵形象或愁思悠悠,郁郁寡欢;或彷徨等待,焦灼不安;或知音难寻,失恋伤情.这正是诗人忠贞为国竞遭疏离的悲凉心境的真实写照,从而也决定了<九歌>深婉哀怨的抒情格调及其隐含的政治讽喻性.     

本刊举办全省首届社科联系统期刊发展研讨会

本刊讯9月10日,本刊中哈尔滨办了首届"全省社科联系统期刊发展研究会".来自<哈尔滨社会科>、<理论观察>、<牡丹江会科学>、<佳木斯社会科学>、<大庆社会科>、<黑河学刊>、<伊春社会科学>和<学术交流>8家期刊社的主编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参加了研讨.     

先秦仪式展演与赋体的生成--对赋体形成过程的发生学考察

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赋的最基本的文体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都起源于远古祭神仪式上巫祝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西周及春秋时代,随着巫祝官守演为世卿大夫政治,"登高能赋"、"赋诗专对"、"不歌而诵"也成为卿大夫的文化人格和行为艺术.战国之"士",以道自任,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士以口诵述其道,以铺张扬厉论其术,最终形成文体的赋.     

论《史记》的叙事风格

<史记>的叙事风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从组织形式、具体内容到主要方法,<史记>叙事凸显着立体叙事的特点;二、<史记>叙事中显示出巨大的文化内涵及文化整合的精神,体现了宏大叙事的特点;三、<史记>的叙事视角是集合了中立性全知、选择性全知以及戏剧性外视角的某些特性而又富有中国历史叙事特色的一种视角类型;四、司马迁敏锐地发现了历史中存在的对立思想、对立人物、对立情节,将它们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了叙事中的反讽意味;五、<史记>人物传记中存在"声音"的复调、"文体"的复调.     

试论泉镜花对上田秋成的摄取与超越

泉镜花和上田秋成都因其鲜明的个性在怪异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作品比较可以发现:二人在作品上显示出诸如文章浪漫、主情,文体极尽人工雕琢,在视觉和听觉效果的追求上独具匠心,细部描写细腻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文学研究界认为泉镜花以<照叶狂言>为代表的"自传性小说"中格调高雅的文体深受森鸥外<舞姬>的影响,其实上田秋成也是其中的影响源之一.这其中固然不乏泉镜花对上田秋成的积极摄取,但摄取的同时,泉镜花又加入了自己的元素,在色彩感、作品结构等方面超越了上田秋成,成为日本怪异文学的重要代表.     

《荷马史诗》与古奥运会的思想模式

<荷马史诗>反映了荷马时期希腊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文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希腊人的历史观、道德观和宗教观.而在古奥运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荷马史诗>也有其独特的文化功能.通过对<荷马史诗>的历史考察,认为荷马时期的体育是规则的争斗、英雄生命的表达、高贵的象征,从而揭示<荷马史诗>对古奥运会思想模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