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江苏沿海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江苏沿海分布着重要生态功能区,沿海开发中生态补偿的主要类型为自然保护区与海滨湿地补偿。生态补偿方式包括资金补偿、技术补偿、生态移民和建立绿色账户等。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为生态保护者的投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成本,上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重点要以生态红利（现金）直接补偿给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企业和政府。     

我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探析

农业生态补偿制度是典型的生态补偿制度,它的建立对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的农业生态制度明显存在不足,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完善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关键是要加强农业生态补偿立法;明确补偿主体;确立多元化的补偿方式;确定科学的补偿标准;拓宽补偿资金来源,从而为农业生态补偿实践提供有力的保障。     

黄河水源地生态补偿博弈分析——以甘南玛曲为例

甘南玛曲湿地对于黄河的蓄水和水源涵养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环境资源"公共产品"的属性,导致当地环境资源被过度使用,加之"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又致使其生态建设供给不足.随着甘南玛曲环境资源外部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加强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从最大限度上弱化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已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通过黄河水源地牧民、政府、企业以及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各方的利益博弈分析,在博弈的基础上提出黄河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的相关措施.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之构建与完善

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划,自然保护区被界定为禁止开发区域,必然要对其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应当结合当前主体功能区划的政策导向,进行重新定位与构建。依据公共物品与外部性等理论,为缓解现实矛盾,需积极探索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的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两种基本途径或机制范畴,合理安排相应的政策引导与制度创新。制度构建的关键在于加快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立法调整,无论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还是市场经济手段的生态补偿政策,都需要立法确定其方针原则、实施模式及机制。     

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外部性及生态补偿问题研究——以七里海湿地为例

出于对湿地资源的保护,中国政府将许多湿地划为自然保护区,禁止农民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文章从外部性理论出发,提出解决湿地保护区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手段--生态补偿.同时以天津七里海湿地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分析了在该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即建立湿地保护区对当地农民的发展空间、生存空间和环境权力具有一定的限制,对其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其次,明确提出当地生态补偿的主体为市县政府、周边地区及当地受益企业和机构;最后,对其价值进行了货币化表示,确定了补偿标准.     

森林生态服务供给机制探析

基于对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缺陷的深刻反思,从改进的森林生态服务理论基础出发,提出了森林生态服务供给理论和森林生态服务供给机制,分析了森林生态服务供给机制的基本框架、构成要素和配套条件,并且对构建和完善森林生态服务供给机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调整多类型区域供给政策、完善多元化供给主体体系、发展多渠道资金筹集体系和改进多条件价格形成机制等。     

环境资源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研究

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其环境保护多年来受到国家乃至国际的高度关注。我国为更好的保护三江源的环境,在立法和各项政策措施都做出了在诸多规定和办法,在政策和法律的摇篮中,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在近年来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些许多的保护措施都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国对于保护区居民的生态补偿机制尚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论述我国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完善江西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若干建议

通过对江西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现状分析,针对我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建立过程中存在的补偿范围比较狭窄和补偿资金投入不足,补偿标准低,补偿资金运作不规范等问题,提出若干建议:按森林生态区位和生态功能合理布局补偿范围;逐步提高补偿标准;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补偿资金来源;规范运作补偿资金,强化资金使用的监督机制等。     

碳汇功能的设施蔬菜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设施蔬菜生产系统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提高农田生态系统碳汇的供给水平和推动我国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农田碳汇功能生态补偿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依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方面出发构建了我国设施蔬菜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运用2011-2013年的数据对我国省域设施蔬菜碳汇功能的补偿标准进行了厘定。通过核算设施蔬菜生产系统农田单位面积产生的净碳汇量,并将其乘以我国碳交易市场的碳汇价格,以此作为设施蔬菜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标准。根据测算结果,省域设施蔬菜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标准平均为21.37元/亩,相应的净碳汇量平均为356.14千克当量/亩。     

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内涵及制度构建

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调整在实施海洋生态补偿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任何忽视海洋生态本身的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都不具有持久生命力。海洋生态补偿制度设定的最终目的应是为了保护或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必须在明确其法律内涵,了解其立法、司法及执法现状与不足的基础上,围绕补偿法律关系主体、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偿资金来源等要素展开。     

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体系研究

在总结我国生态补偿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研究的基础上,从水土流失和流域治理的角度,对流域生态-经济过程时空尺度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重庆市土壤侵蚀区域特征,认为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应包括保持和涵养水源、保护和改良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4个方面13项功能;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体系包括流域生态补偿、单一资源要素生态补偿两个方面9种补偿类型,与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相关的工作如重点水土保持功能区划分、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指标建立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试点应尽快展开。     

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契机

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农业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的制度设计中,应制定相关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发挥和农业生态补偿相关重要法律法规的指导作用;充分保障社会中间层和农民的监督权利。生态补偿制度“以补偿促进环境保护”是对我国目前生态保护制度的重要补充。生态补偿制度的我国实现由传统“惩罚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向多元的保护机制有重大意义,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有重大的意义。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探讨——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为例

本文通过对生态旅游特征的分析、以及对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现状的评价,指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要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为前提,并根据旅游与生态保护相统一的理念,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进行了探讨。     

碳中和目标下多元化林业生态补偿有效性分析——以造林补贴与林业碳汇为例

基于福建省财政造林补贴和林业碳汇项目实施情况,以52个县（市）为样本,以“碳中和”下减排增汇为目标对政府和市场化生态补偿方式有效性及两者协同作用效应进行分析,发现政府与市场化补偿方式对改善地区林业生态、增加碳汇供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两者协同作用效应渐显;政府和市场化补偿方式协同作用有利于增进林企、林农的营林经济收益,进而改善地区林业生态。但是市场化林业补偿对地区环境生态影响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多元化生态补偿对减排增汇的协同作用效应。因此,应以林企和林农经济收益为切入点,普及林业碳汇知识、提供技术培训和服务、优化林业碳汇交易机制、加大政策扶持,为林业碳汇等市场化补偿方式营造良好的实施环境,推进政府与市场补偿作用的有效协同,产生1+1> 2的减排增汇效应。     

论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政府干预

本文在简要说明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原理的基础上,突出分析了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政府干预,即,政府对生态的规制应择优采取有效的规制手段,并有效混合使用多种规制手段。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同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途径:一是建立健全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建立我国生态领域产权的管理体系;三是政府与市场的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以及使用;四是确立多种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补偿的价值得以实现。     

政策工具视角下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的文本量化研究

如何在实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多年来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选取2000-2022年89份有关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文本作为样本,采用“政策演进阶段-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群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文本编码与频数统计,以多维度的量化分析深入剖析了政策的变迁特征及现存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有关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就业促进政策多散布于扶贫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生态移民政策中,尚缺乏针对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就业特殊困境系统的精准施策。同时,已有的政策工具结构不均衡,聚焦于就业能力提升和就业环境改善的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相对不足。在“十四五”期间有必要强化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挑战的精准施策,并将政策工具的着力点放在供给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以促进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南水北调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人们在积极保护既有环境的同时,又在不断探索生态补偿的科学依据。我国目前尚处于生态补偿探讨的初级阶段,关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生态补偿的具体内涵和准确定义暂无定论;二是如何消除资源公共产品特征,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问题上尚需深入;三是具体的补偿机制,特别是补偿提供方的确立并无明显界定;四是在补偿过程中,如何实现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效用最大化方面的研究为数不多。因此,对特定资源输出区域的相关补偿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侧重点应是资源流动价格形成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以及如何提升特定区域研究成果的可推广性。     

国际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创新的比较与借鉴

系统地介绍和比较了美国、德国和日本在森林生态补偿方面的制度创新活动,并积极借鉴国际经验,针对中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存在补偿责任承担公平性不足、补偿主体过于单一、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时象范围不够宽泛、补偿资金溃乏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建议中国政府：重新设计补偿制度,以受益者承担原则打破公共责任原则,确保补偿责任公平分担;以政府补偿为主,以市场补偿为辅,改变补偿主体单一现状;在明确林权的同时,考虑增加对其他国有公益林乃至私有林的补偿;采取成本补偿与机会成本补偿相结合原则,提高补偿标准并实施有差别补偿;通过开征生态税、设立风险准备金、实施碳汇交易和开通生态交易服务市场等,以获得稳定的补偿资金来源。     

浅析西部生态补偿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西部生态建设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因此,对西部生态建设进行补偿,进而促进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西部生态补偿应建立以政府为主体、多方参与的生态补偿投入机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确定生态补偿标准,要与后续产业发展相结合,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