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中“托宾效应”和“反托宾效应”的实证检验

如果通货膨胀对于实际产出存在正向影响,则认为经济当中存在“托宾效应”;如果通货膨胀对实际产出增长存在反向影响,则认为经济当中存在“反托宾效应”;如果通货膨胀对于实际产出没有显著影响,则存在货币变量的长期中性或者超中性。通过对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的检验,我们发现我国经济当中存在显著的“托宾效应”,并且货币中性和超中性等性质在短期内并不成立。这意味着目前诱导一定程度的名义经济活性和规模膨胀,对于促进经济扩张和增强政策效应是十分重要的。     

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产出超调、消费抑制和通货膨胀惯性

本文基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讨论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首先,基于中国宏观季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到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反应:产出呈驼峰型增长后,经历倒驼峰形态的"超调"过程,具有很强的产出持续性;消费温和下降,呈倒驼峰缓慢回到稳态,呈现较强的消费平滑性;通货膨胀率上升,表现出很强的通货膨胀惯性,但在中远期会出现通货紧缩。然后,模拟了一个基于工资刚性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发现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上述3个经验事实;同时表明:在投资效率底下、产能严重过剩的经济条件下,扩张性货币供给冲击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产出的同时,倾向于抑制消费、提高通货膨胀率,因此需要配合其他经济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财政政策、分配政策等。     

基于ECM模型的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

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技术,考察1994年第一季度～2004年第四季度期间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增长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层次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M2的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解释能力最强,误差修正模型显示通货膨胀率具有向均衡值回复的机制,无论哪个层次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都是通货膨胀率的Granger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仍然是一货币现象,货币政策仍具有最终影响价格水平的能力.     

中国狭义货币及其各组合分量的需求模型

主要研究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和狭义货币的需求函数．实证结果表明现金、活期存款和狭义货币与收入、价格水平、利率和货币化进程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之和，原因在于中国存在货币化现象，货币存量的增加除了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还要满足经济货币化的那一部分     

中国货币性质再检验与通货膨胀成因

本文利用样本内和样本外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了我国货币是内生于经济,不是中央银行能够控制的外生变量。此时,货币和通货膨胀是同时形成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寻找共同推动了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和事件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确认了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是投资。如果要控制通货膨胀,关键是保证投资的合理增速。     

GDP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缺口研究

2009年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呈V型反转的关键的一年,虽然经济才开始起好,但是经济是否能够持续高速增长、通货膨胀是否会卷土重来、流动性过剩等问题又成为经济学家密切关注、热烈讨论的问题。这些热门的话题无不与货币相关,货币作为现代信用经济的主要媒介物,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央行的货币政策对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非常重要。在央行的货币政策中,为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流动性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是一项非常复杂与艰难的任务。究竟保持多大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才是恰当的?这一问题很具争议性,在经济学领域中对它的回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而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决策通常会引起经济学家们的争议,甚至是批评、责难。本文试图从GDP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经验数据出发,并结合一些现存的流行的理论观点,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     

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与惰性区域的识别和检验

在对货币当局政策偏好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更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用于识别名义利率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非线性和非对称调整特征以及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化的惰性属性。采用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作为名义利率的代理变量,对上述货币政策反应模型进行广义矩估计,并对参数进行约束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整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即当通货膨胀率在目标通货膨胀率的较小范围内波动时,利率并未针对通货膨胀与目标通货膨胀率的偏离做出调整,而当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的偏离(即通胀缺口)超过惰性区域时,货币当局开始针对通胀缺口调整利率,并且随着通胀缺口的增大,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存在明显的非线性调整特征。     

我国经济高增长下的通货膨胀压力巨大

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经济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平稳运行。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是描述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否具有较为显著的相互影响,不仅可以作为判断我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依据,而且对于政府制定相应经济政策以进行宏观调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结合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分析通货膨胀压力的产生及原因,并提出了应对政策和措施。     

浅析M2/GDP水平持续上升

正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易纲就观察到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持续高于真实GN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面对这一"中国货币增长之谜"。易纲给出了自己的解答:研究表明中国在1979-1984年经济快速货币化,在此期间,农业部门实行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的迅速增长都产生了对货币的额外需求。因此,大部分"超额货币"是被新的货币化经济吸收了,所以在此期间的通货膨胀比较缓和(易纲,1991)。而后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     

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CPI数据

<正>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是分析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二者的相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货币政策的决策。本文在测算产出缺口时引入了HP滤波方法，接着使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发现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二者有很明显的相关关系，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通货膨胀就会越严重，分析产出缺口可以预测并评估判断经济中的通胀情况。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计量经济学的模型为基础,利用1978～2007年的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对四川省固定资产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时间因素对四川省的经济增长也有影响.     

中国债券市场债券风险溢酬的宏观因素影响分析

研究了从1997年8月至2005年12月,中国债券市场利率和债券的超额回报率与货币政策变量、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发现市场利率综合反映了官方利率、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消费的增长率.根据金融理论,它们的不确定性变化可能影响到债券的预期超额回报率.实证分析发现它们可以显著解释债券的超额回报率.市场短期利率或官方利率越大,债券的超额回报率越大;通货膨胀率越高,债券的超额回报率也越大;实际消费增长率越大,债券的超额回报率越小;货币供给量增加越快,债券的超额回报率越小.由于各个债券超额回报率的样本区间不同,还基于MCMC方法提出一种合适的参数估计方法.     

金融稳定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

一．金融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按照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g=s／v（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v为资本产出比率）在假定短期内资本产出比率（受技术进步影响）不变的情况下,储蓄率（资本形成率）的高低就成为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决定因素。如果金融不稳定,储蓄率上下波动,从而导致投资震荡过猛,也必然会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麻烦。金融不稳定主要表现为银行坏帐增加、金融机构破产数量上升、股市投机强烈、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大、币值不稳、泡沫经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现象,严重时表现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的破坏作用,在近代经济发展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股市暴跌、银行业的大量倒闭使得世界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75-1982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停滞膨胀困境。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中国通货膨胀成因实证分析

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复杂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与货币发行量、经济发展速度、投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长、粮食价格及通胀预期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利用1978至2007年我国相关宏观历史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F检验、最小二乘法等计量经济学手段,来实证检验来分析宏观因素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因果关系。     

中国通货膨胀门限值的实证检验

以通货膨胀在何种水平下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通货膨胀门限值为研究对象,借鉴Khan等研究通货膨胀结构断点的方法,建立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人口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内的四元变量门限值回归模型,估计1978年至2009年中国通货膨胀的最优门限值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最优门限值为5%,当通货膨胀超过5%时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最优通货膨胀门限值的存在不仅为中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制定了一个特定的数字目标,即保持通货膨胀在5%以下,还拓展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实施的讨论,在技术层面上完善了中国通货膨胀目标量化和预测的可操作性,为中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提供重要支持。     

我国通货膨胀率动态波动路径的结构性转变特征与统计检验

本文运用参数稳定性检验方法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变化路径,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序列具有明显的结构转变特征;利用包含结构转变点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获得了我国通货膨胀率的结构转变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结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事实,分析并刻画了具有结构转变特征的通货膨胀率动态过程,准确地给出自1984年以来的两次高通货膨胀区间.     

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对湖南经济增长有着正向影响,且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出口的效应比拉动进口的效应要大。本文同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长期效应更加明显。对此,提出了新阶段推动湖南外向型经济发展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策略,即着力培育湖南新的出口增长点、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外向型经济中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主导作用发挥,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找准定位,明确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借以提高外向型经济对湖南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冲击的动态响应——基于江西省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江西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贸易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针对理论界对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争论,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983-2006年相关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的动态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FDI和出口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最后。本文就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

本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发,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1954￣1975年、1976￣2004年两个时间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并进行了计量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尽管自1954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就表现出显著的共同周期现象,但是,1976年以后的周期与以往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劳动力转移、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经济机制,经济周期因而表现为高度同步的GDP周期、投资周期和劳动力转移周期。这种现象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稳定投资、加快体制改革作为基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