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散文中的士林理想人格管窥——以司马光形象的塑造为中心

在苏轼散文的丰厚文化内涵中,士林理想人格的建构是其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苏轼笔下,司马光就是他心目中德才兼备士人形象的典范,司马光身上一系列人格闪光点,就是苏轼心目中士林理想人格的构成要素。这可归结为三个层面:在为学层面上,是"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在为人层面上,是"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在为官层面上,是"治国莫先于公"。透过苏轼散文中的司马光形象,可看到苏轼心目中士林理想人格的建构形态。这对当代士林人格的提升仍有其特殊的思想价值与借鉴意义。     

苏轼贬谪期词作的悲剧意识

＂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政治打击,但贬谪生活也成为了他塑造自由人格、实现人生审美化的的契机。苏轼在这期间所作的词中体现出了深重的悲剧意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剧意识消解模式,而这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又是相通的,从而使苏轼词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具有了超脱的人生境界和深远的宇宙意识。     

朱子"心与理一"的人格理想

朱子和宋明理学的核心是本体论的人学,其主旨是为解决人生境界或人格理想提供本体和工夫的答案.在朱熹的人格理论里,人格境界有等级之分,最高的人格境界则是"心与理一"或日天人合一.     

论陶渊明诗歌的理想化倾向

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寻阳郡战乱频繁,动荡不安,而陶诗却很少反映这些社会现实,他注重抒写"胸中天",表达对完美人格与理想人生境界的向往与追求;诗中景物多具意象性特征,给人图画般的视觉享受,从而呈现出理想化倾向。这与陶渊明儒道思想的交织、避害保命思想的萦绕以及对世风日下、壮志未酬的痛心有密切关系。     

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超越性人格模式与范型比较

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所推崇的人格模式与范型,东西方文化中均有各自推崇的不同的超越性人格模式与范型.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完美人格范型与儒家天本位理想人格中的理想人格范型作为两种高层次的人格追求,在各自的社会中被传承了两千多年,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异同,以往却缺乏对此的探讨.这两种人格范型的确立方式、标准、实现途径和提供的动力强度等存在着相异之处;两者也存在相同之处,如都是对天或上帝的效法两者均要与效法对象一上帝(亦被称为天、道)合一、强调人有效法的基础(上帝、天或道内在于人),两者都重视人的生存意义等.比较这两种人格范型,以期能够对中国现代理想人格的塑造提供借鉴.     

王国维“境界说”的文化阐释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术语,但对其解释却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传统的解释都是从艺术层面,把境界等同于意境。其实,境界并不仅指向艺术,更指向宽广的文化层面。首先,境界要求表达真实的人生体验。其次,境界更是指一种悲壮苍凉的生命情怀。最后,境界亦指向创作主体的人格,只有纯真无伪、人格高尚者才能创作出有境界的作品。王国维的境界最终是一种生命空间、心灵空间的呈现。境界实际是对人的生命质量的考察与品鉴,是艺术境界与生命境界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已超越了单纯的文艺领域,而达到了生命美学、哲学的层面。     

论苏轼文化人格的矛盾与统一

苏轼文化人格往往呈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极情感奔放,又极理性涵养;极刚褊孤介,又极仁厚平易;极超然脱俗,又极寻常入俗;极参透生命,又极珍重生命.这种矛盾及其统一,缘自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纳,缘自他人生理想与人生目标的双重性.也正由于此,使得他的文化人格更具丰富性,更具魅力.     

苏轼任扬州知州的日常世事与审美超越

扬州虽未列入苏轼"平生功业"的三州之中,但对其一生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苏轼多次到达和经过扬州,据考证多达11次,可见扬州与他有密切的因缘;二是苏轼曾任扬州知州半年有余,从日常政事和人际交往之中均可见其卓尔不群的人格品位;三是苏轼在扬州留下了诸多逸事趣闻和传世经典,并开始追和陶诗,这既是他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超越的结果,也是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之一。对"文章太守"的价值认同和精神传统的继承发扬,是贯穿苏轼任扬州知州的日常世事和审美超越的一条主线。扬州经历堪称苏轼"平生功业"中重要而不可忽视的一笔。     

文化与人格

人格是个体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样态。它的形成和发展深受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诸文化的影响及制约。个体人格在形成期要受家庭文化、当时社会文化氛围、纯观念形态文化的影响。另外,个体人格的发展还深受个体自我发展动机、人生体验、社会实有人格和文化理想人格的推动。文化扩展了个体的生存境界,塑造了个体的人格,但个体人格也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文化与人格就是在这个双向运动中共同发展的。     

苏轼论为学之道

苏轼论为学之道 ,强调厚积博观 ,学以致道。在长期的积学过程中 ,注重道德修养 ,学以为用 ,学以通理 ,最终由技而达道 ,进入高层境界。这个高层次境界 ,既是学问的高境界 ,亦是思想的高境界 ,二者合而为一     

先秦儒家与道家自然观之比较

儒家用伦理的眼光看待自然 ,形成了赋予自然山水以人格的自然观。在儒家看来 ,最高的美就是理想人格。道家以天地自然的和谐相生为一种“大美”的境界 ,导致道家自然山水审美中“以人合天”的自然观。     

苏轼论士君子人格及其履践

苏轼论士君子人格,以道事君,以气为主,刚正静定,真诚仁厚,坚忍不拔,出处裕如,尤推崇一种道德政事文章而至于"全"的人格典范,并以其毕生精力躬亲履践,成为宋代士人与后世文化人推崇和仿效的人格范式.     

理想人格、审美人格与幸福感

心理学卓有成效地发现人格与幸福感的密切关系,但其缺乏哲学的思辨与反思,只能通过人格变量对幸福感做静态的测量和描述,不能找到获得幸福的有效途径.理想人格作为一种理想的超越人格,是对人本质属性的全面占有,而审美人格作为一种现实人格状态,最具无限趋近理想人格的动力性和可能性.作为生活效果的幸福感,就是审美人格无限趋向理想人格而尽可能全面丰富地占有人本质属性的独特体验.     

知识经济时代加强大学生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不同时代的人格状况是不同的。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势必会有很大改变。本文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探讨了当今社会对大学生人格形成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前形势下高校塑造大学生理想人格的重要性,以及高校塑造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原则、措施等问题。     

“仁”是个体爱人精神之充塞

本文对当前学界提出的“仁”是“人的理想人格化”的观点提出商榷。指出其对“仁”之本义并非“爱人”的四个依据均不能成立,其提出的“仁”是人的理想人格化的定义,由于“理想”涵义的空泛和“人格”超越孔子论“仁”的道德范畴,故包容性大而失当,未能揭示孔子论“仁”之本义。孔子之“仁”,乃个体爱人精神充塞所达之境界,它是爱人原则与人的生命存在的统一,是内在爱人精神与外显人伦事功的统一,是道德追求与道德境界的统一。     

从理想人格角度审视先秦儒墨义利之辨

先秦儒家以＂圣＂为理想人格,而墨家思想则以＂贤＂为理想人格。＂圣＂的理想人格使得儒家在价值观上将＂义＂放在最高位置,而相应的墨家确立的＂贤＂理想人格则使得他们将＂利＂放在最高位置。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儒墨两种思想的冲突。由于两种理想人格内在有可以结合的特性,故在后世的发展中终于以儒家＂圣＂吸纳墨家的＂贤＂形象而使得两种思想最终走向合流。     

略论黄州时期的苏轼人格

本文认为苏轼因“乌台诗案”被下狱、贬黄州之后，因经历了死亡的体验和威胁，其人格与此前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结合自己对死亡的体验，他重新理解了佛教和庄子，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命运的困惑，对世事和人生达到了一种真正彻底的了悟，诗词也才出现了旷达的风格。苏轼人格的这种变化，除受佛老影响之外，白居易和陶渊明的人格对其影响较大     

武侠之"侠"的文化精髓与人格品位

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一种民族化的人格境界的象征。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精髓、理想人格的追求和传统的道德规范,其内涵十分丰富。传统的文化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浇铸成侠的灵魂,也决定了侠的人格品位。侠义精神和侠的人格品位突出地表现在仁、义、信三个方面:仁者爱人,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为侠者恪守的人生理念;义者善也,义犹理也,义是侠客在武林社会活动中立身、处世、奋斗追求的价值取向;凡侠者必须讲诚信,从古代的原侠到小说中的侠客,无不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立身处世的一条基本准则。入世有为、心存仁爱、维护正义、诚信必守是为侠者的共性,也是构成侠的价值观的基因。而所有这些,无一不源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也正因为如此,侠才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广大民众中获得了一致的认同,进而形成了化解不开的侠情结,这也正是武侠小说得以延续、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教育在审美心胸的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文学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承载体,其中流淌着中华民族澎湃激荡的血液,记载着数千年华夏民族盛衰荣辱的发展历程,显示着民族的凝聚力.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学教育传统的国家,文学历来被用于人的人格培养和道德修炼.然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学教育却被大大地忽视了.通过文学教育,可以使人在文学的殿堂中得到切身体悟,从而思考生命的意义,提高审美层次;使人具有开阔视野,涵养胸襟;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审美境界,从而使得人的审美心胸日益完善.     

东西方人格理论之比较

在东西方文化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人格价值取向。本文主要从人格境界理论的基本问题——道义与功利之间的超越与务实着手，经由对私德与公德，整体和谐与个性自由之间关系的分析，进而总结求真与向善都是一种美的伦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