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性消费与非效率性消费:消费文化的分水岭

对现代消费的理解,在当今消费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着消费的效率性与非效率性之争。本文结合消费社会理论的发展和最新动向,主要以波德里亚和山崎正和为例,在梳理双方各自所阐述的理论主张和有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引发消费效率性和非效率性之争的实质原因及其现实意义,旨在加深对现代消费和消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从行为经济学视角看企业责任伦理

责任伦理一词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今天,在应用伦理学中,责任伦理已成核心概念。责任伦理在企业伦理学中的应用研究,使企业责任从狭隘的利润优先论转变为综合社会责任论,并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然而,企业责任伦理理论是从批判利润优先论的立论基础"理性经济人"切入的,因而它又忽略了作为企业主导的企业家的非理性行为及其所带来的道德风险,亦是制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之一。行为经济学揭示出的企业家非理性行为偏差及其带来某些隐患的思想,为我们研究企业责任伦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深入剖析企业(尤其是企业家)非理性心理动机下的行为偏差以及这些偏差可能在道德方面造成的后果,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这是新时期企业伦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在以安全和自由两个法律基本价值所演变的刑事诉讼犯罪控制观和权利保障观中,合理的刑事诉讼价值取向应是人权保障优先,因其更符合国际人权保障思想,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要求,有助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

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新青年>的分化以及南下与北上之争,是对以往所有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文化与政治"歧义论的超越与挑战.回到历史现场,原来<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喋喋不休的争论背后有一种"金字招牌"情结割舍不断.从经济学的经营理念上去探讨这样一个辉煌杂志成功的商业奥秘,揭示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双效"的运作方式,不但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对今天守望人文阵地的学者也是一种历史的昭示.     

从方法论看我国经济学建设的三个关系

从战略上看,我国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包括研究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机制的市场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但目前还不到编写这样一部教材的时机,其中市场经济学只能借鉴西方经济学,“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从方法上看,经济学必须运用数学,但决不是用数学翻译经济学,更不能以数学代替经济学。从发展上看,经济学应当适应知识经济的挑战,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重塑整个理论体系。     

略论刑事诉讼的功能

在辩证法中,与结构相对的是功能。在刑事诉讼理论中,刑事诉讼的结构也即刑事诉讼构造论,与之相对应的则应当是刑事诉讼功能论,而目前国内对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研究,只有构造论并没有功能论,因此是一套不完整的理论体系。构造是主观到客观的过程,功能是客观到主观的过程,有了功能,体系才健全。定义刑事诉讼的功能应该从辩证法的功能理论入手,并将之与刑事诉讼目的、构造和刑事诉讼的职能加以比照分析,才能比较清晰地界定这一全新的概念。     

解读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效率性:一个分析框架

通过历史和宏观的研究视角,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本理论依据,构建了一个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效率性的基本分析框架,并从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激励主体的适应性和激励客体的相容性两个层面考察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效率性,主要着力点在于解决对农村金融制度的政府替代逐渐淡出问题。基于此,设计了一个良好的农村金融制度的激励结构,以期完善农村金融产权制度及解决加大农村公共品供给和推进农业保险等问题。     

从循环经济看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

资源与环境问题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和亟待解决的难题,20世纪末循环经济以其可持续发展的特性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实际上,循环经济的发展体现出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上存在的不足,这也正是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本文通过对循环经济与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了传统主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存在的不足,进而探讨了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应如何进一步完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沉默权与刑事诉讼基本范畴的关系

沉默权是被告人最为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与刑事诉讼的基本范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     

从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融合看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

通过对老制度经济学兴起、衰落和再兴起和新制度经济学形成、困惑和再发展的分析引出对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思考。本文认为,随着日益出现的新、老制度经济学互相融合和借鉴趋势的继续,在新、老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的互相补充和互相结合的基础上,制度经济学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     

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以国外庭前审查程序为参照 ,从分析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改革的内容和特点入手 ,指出庭前程序在司法运行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未达目标的原因 ,并为我国庭前程序的改革提出了具体而合理的制度设计     

论先刑后民原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在处理机制上主要依据先刑后民原则,该原则是否应被看作一种法律原则来适用,其是否有法律依据,如何界定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对其存在的意义如何评价,是主要阐述的问题.     

爱尔兰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审判

陪审团审判是普通法系国家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方式,同时也是扩展公民权利的一种政治形式。在梳理历史、分析现实的基础上,勾勒出一幅关于爱尔兰刑事陪审团发展历程的图景,并从制度功能的角度指出,爱尔兰的刑事陪审团在总体上已无法满足由其国情所决定的司法和政治需要。而一个制度要想获得健康发展并产生实效,就必须契合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状况,否则就会成为仅仅停留在"纸面规则"中的"制度"。     

我国刑事诉论模式及其完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诉讼模式,朝科学化、民主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不论对于惩罚犯罪,还是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要求和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时代潮流,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及其具体规定的优缺点,并进而就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改进与完善提出了作者的设想。     

从刑事诉讼目的角度看警检关系

西方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相互配合与协作的关系,以控制犯罪为直接目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既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又是一种监督关系,以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然而,从警检关系的实际运作来看,无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配合,还是检察监督均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由此导致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均未能充分实现。在笔者看来,警检关系难以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重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     

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刑法从理性存在的人性出发,既张扬人的向善能力而肯定刑罚教育主义,又坚持理智败坏人性的"反智主义"而主张刑罚工具主义的惩罚观念;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性出发,深入探讨了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治理理论;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性出发,既树立刑罚的历史权威,又强调刑罚的现实运用.此外,基于"性恶"与"性善"的长期论争,中国古代刑法也深深陷入教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刑罚的工具主义的矛盾之中.     

关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制度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仅追求实体正义,强调纠错功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过于片面,忽略了再审制度应承载的其他价值。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除应包含实体正义外,还应把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念统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目的。     

现代刑事诉讼的民主宪政之维

现代刑事诉讼立基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刑事纷争的平等对话与理性交涉,蕴含着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法律理念和构造。民主宪政制度架构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而现代刑事诉讼又是民主宪政体制的根本保障与制度展开,二者保持着高度和谐互惠及良性互动的制度格局。     

论人权与刑事正当程序的共生性--基于历史角度的分析

人之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一直随着近现代民主、法治的进程高歌猛进,与此相随的是刑事程序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革.人权发展与刑事程序正当化历程存在着牢固的共生关系.强化人权保障必须推进刑事程序变革,确保刑事程序的公正性.     

刑事第二审程序中的诉讼关系研究

刑事二审审判中诉讼主体间的关系已产生变化,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作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应当派员出席二审法庭,陈述其作出一审判决的根据和理由,出庭时的法律称谓可名之为"必要诉讼参加人"。二审法院不应在一审法院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二审判决。但刑事审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即使一审判决错误,也只是一审承办法官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了错误评断,二审则旨在纠正这种评断错误,而不是把一审法院作为刑事追究的对象。传统理论关于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或"控方诉求"的观点显然不适合二审和再审。只有将"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为刑事审判对象才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