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夏目漱石“余裕”论

周作人深受日本夏目漱石＂余裕＂论影响,论者多认为周氏闲适文学观即明证;其实,周氏＂自己表现＂散文观和舒徐行文艺术更得＂余裕＂论神髓,他对＂余裕＂论的偏执理解,则消极影响散文创作。     

周作人与“贰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出任日伪官职而被斥为汉奸,但并非历史上的"贰臣"形象。对周作人汉奸罪的研究,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贰臣",以及某些朝代专为"贰臣"而立的"贰臣传"。广义说来,周作人自然有资格进入"贰臣传",但如严格一点,则周作人并非"贰臣"。"贰臣"也好,"附逆"也罢,都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或曰"行为艺术"。每个"贰臣"的出现,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背景,需要作出具体的认定和分析。"贰臣"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朝的昏庸腐败、封建礼教、"大汉族主义"等都有关系。     

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旧体诗探析

周作人的“打油诗”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他的散文写作,它是周作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人生、艺术转向的伴生物,是步入中年之后的周作人表露个人心迹、抒发人生感喟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旧体诗为我们窥测这一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人生变故的周作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功利化的文学观的疏离与超越,转向一种将人生艺术化的审美主义;二是以此表达一种“古老的忧惧”．一种置身于乱世的忧患、悲悯意识;三是其附逆后的心迹流露,一种“不辩解”的辩解。     

周作人散文新论--兼与鲁迅散文比较

将周作人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与同时期鲁迅的散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人品的高低和从时代的需要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固无法与鲁迅的相提并论;但如果仅就文学作品的本身而言,那么,应该承认,周氏兄弟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两大派别的代表.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散文远远没有得到它所应得到的地位.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论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兼及其文体生成的心路历程

书话体散文是周作人追寻已久的生命文体,是他心中真正自由的个性散文.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具有明显的对话性.周作人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次子心态".从文体学角度考察,周作人书话体散文的生成分三个阶段,有着鲜明的特征,从中可以见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     

论周作人散文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儒家艺术精神的核心,周作人散文的忧患意识与儒家艺术精神具有渊源关系.早期杂文的感时忧国、闲适小品的人生忧思和抄书体散文的历史忧患贯穿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中.忧患意识也是周作人散文"浮躁凌厉"和"苦涩"特色的形成和转变的深层原因.     

周作人散文理论概观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是一位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理论家。他的同时代人曾评说：“讲到现代中国的散文，周作人先生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我们首先不能不感谢他的提倡的功绩。”①“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①确实，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倡导者，一个文学流派的公认的领袖，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然而纵观肥年来的有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往往注重肯定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成就而忽视了他的理论建树，这对于周作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     

对失落自我的苦苦寻觅及其他--读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

一再在文中阐述人性的归根倾向 ,是 4 0年代初期开始的周作人撰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心理动因 ,在于附逆后的周作人自感于本我失落而试图寻回以恢复内心平衡的迫切要求。 194 6年关押于南京监狱中《儿童杂事诗》的创作 ,正是从与这种寻根倾向一脉相承而来。诗作者在稚情憨态孩童的勾描中 ,在人与自然圆融无碍童年世界的创造中 ,在与鲁迅“兄弟怡怡”之情的重温中 ,苦苦寻觅着失去的自我。另外 ,《儿童杂事诗》也隐含着周作人的某种申辩 ,寄寓着他对人们以“变”来概括全人 ,抹煞了他“未变”部分的某种不平     

周作人附逆心理探究

周作人叛国投敌历经了复杂、微妙而又艰难的心理过程。周氏在考察中日关系时,虽然认为“中国必败”,但又不甘心腆颜事敌,故抗日战争初期,极力鼓吹“文化决定论”和“隐”、“忍”哲学。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周作人因为不能忘情于舒适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怕死,最终还是堕落为汉奸文人。这种结局与周氏的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密不可分。     

二元对立的矛盾纠缠——论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散文艺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的小品文由前期浮躁凌厉之巅向平和冲淡之谷转变,追求一种闲适蕴藉、"自我表现"的趣味之风;但透过其柔和的笔调,却又可以发现其散文貌似平淡实质蕴含"苦"和"涩"之味。由此,构成了其小品散文存在平淡与苦涩矛盾对立纠缠的二元风格。具体言之,"平和冲淡"不是周作人散文的唯一风貌,"凌厉苦涩"也不是周作人散文的仅有格调。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是既"平和冲淡"又"凌厉苦涩"的,是由辐射性与内敛性这二元相结合的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对立又纠缠。周作人小品散文纠缠于二元之间的复杂风格,既让我们看到了其散文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其颇受争议的一生。     

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

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由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之后,一直没有作打油诗。1940年,他却重新开始写打油诗,应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判为"汉奸",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地写杂诗了。探讨周作人对杂诗持有如何意识与看法,从而进一步探讨杂诗的两种形式(七言绝句与五言古诗)之间的差异。     

周作人的"附逆"与"现代性"伦理的困境

周作人"附逆"看似意外,实则有它的前因后果.相对于某种平面化的政治道德评判,需要深入考察的是周作人所代表的这一脉新文化与他的人生选择之间的关联.周作人的新道德主张主要表现为伦理的自然化和道义的事功化,这些都是需要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的问题.     

周氏兄弟的担当和逃离——从隐逸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人生和创作道路

周氏兄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各以其独特的贡献和成就成为文学史研究无法避开的重镇。周氏兄弟的为人为文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五四退潮以后,鲁迅转向左翼,而周作人走向隐逸。但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前,周氏兄弟都过着隐逸生活,而且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段隐逸生活对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导向作用,并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和文体选择。纵观周氏兄弟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题材、审美风格和情感倾向,都与他们的隐逸有着密切的联系。     

附逆后的周作人心态探迹

上历史上并不缺少一度颇具重名而后来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动摇变节的文人学士,但象周作人那样,在出卖民族、隳节附逆之后,面对自己清名丧尽、令德扫地的现实,却泰然处之,既无忽忽如狂的伤痛悼悔,也不百计千方地声辩冤苦,如此漠不介意的态度,实在并不多见。的确,“下水”后的周作人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平静与坦然。在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聘书后的三个多月,周作人即在《玄同纪念》一文中第一次表示了他的不辩解意向:“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这里是一种平静到十二分的口气。不屑一辩,丝毫找不到附逆文人常有的那种起于犯罪感的惶恐和声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

黄裳对研究者将其创作归入"周作人传统"很不认同,但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写作上正是延续了周作人散文的"苦茶庵法脉",其对创作的自我表述也和周作人如出一辙。而黄裳之所以否认自己与周作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其创作并非全部属于"周作人传统"或"苦茶庵法脉"这一范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感情上对周作人的拒斥。     

周作人“言志”论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以其风格卓异的散文创作而堪称一代大家.他的散文批评理沦亦不遑其后,在现代批评史上也是需要涂上一笔重彩的.他提出“言志”这一传统审美批评范畴,用以衡量中国现代散文,以旧瓶装新酒,在传统意蕴的基础上,赋予其现代的内涵,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的散文审美批评理论的重要透入点.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周作人时事散文论

周作人时事散文创作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至抗战之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留下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历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在创作上,周作人大胆探索,其时事散文包含了杂文、随笔、书信、序、跋等多种形式,在风格上,含蓄、隐晦,但富有反语、嘲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试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历史地位——兼与舒芜先生商榷

舒芜先生是周作人研究专家,但他认为周作人散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的观点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本文以驳论方式,指出舒芜先生之所以出现这一失误,乃是因为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研究方法之故,如割裂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双重标准来衡度作品等等。正因为如此,舒芜先生的周作人散文研究,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主观化、片面化等毛病。作者认为,周作人后期散文艺术上的退坡,是他政治上消沉与堕落的必然结果,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他前期散文中的固有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