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伦理身份的迷失与月兰之疯

本文拟以《女勇士》中的一则故事"西宫门外"作为文本对象,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切入,沿着"月兰海外寻夫"的伦理主线,还原该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进而剖析月兰的"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以期探讨月兰之疯的成因.中美不同的伦理标准导致月兰在面临伦理选择时犹豫不定,陷入了伦理困境;合法妻子伦理身份的丧失,导致月兰在美国的自我迷失;再加上自身性格的软弱酿就了月兰终被丈夫抛弃的悲剧.最后,结合作家的创作理想,揭示月兰这一疯女人形象所蕴含的伦理意义和价值.     

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传播与“经典化”过程

白先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面貌与文学成就,成为新时期最早进入大陆并逐步走向“经典化”的台湾作家。考察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之旅”可以发现,文学期刊与出版、学院研究与教育、文学评选活动与跨媒介改编等因素共同促进与推动了其作品在大陆的传播、流布与“经典化”过程。意识形态语境、商业意识、主流伦理观念等非文学因子也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影响了白先勇小说的“经典化”路径。此外,作家的将门出身、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亲民之举”、新作的成功宣传等,都对白先勇作品的畅销及其华文经典作家的形象塑构有所助力。     

文学伦理学批评中“诸伦理形态关系”辨析

当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探讨应该注意该批评自身之中存在的诸伦理形态之间的关系,即如果该批评理论的建构如果不能充分考虑存在于“叙事伦理、创作伦理、文学伦理、社会伦理与批评伦理”五者之闯的复杂关系,不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与辩证的把握,那么该批评理论的建构将是不完整的。     

谦逊的带刺玫瑰：论玛丽安·摩尔女性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现代派诗人玛丽安·摩尔的女性诗歌贯穿着一条隐蔽的寻找女性作家身份的伦理线，展现了特定时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和美国父权诗学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伦理机制。以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支点，分析摩尔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及不同阶段对伦理身份诉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指出，热衷“男性性别扮演”的家庭伦理环境和“文学是男性领地”的社会伦理环境是诗人陷入身份焦虑的伦理根源；摩尔拒绝“天使”的身份，坚信女人要“带刺”来发起反抗与自我保护，也要如同“变色龙”合理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摩尔晚期诗歌所彰显的谦逊与大爱是其在宏大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和解，昭示出一个女诗人对个人理想、气质素养与独立自由精神追求的高度伦理指向和实践美学。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的空间叙事和伦理表达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罗生门》因其丰富的伦理内涵和艺术特色而始终在评论界占据重要位置。本文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作品的空间叙事、暗疮隐喻和主人公的伦理选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罗生门》的空间叙事承载着丰富的伦理意义,是表达作品伦理主题的重要手段,而仆人右脸颊上的“暗疮”是作者借以表现伦理意识变化的重要道具,也是仆人体内逐步外化的兽性因子的隐喻。仆人最终选择了盗匪之路,这一伦理选择反映了芥川在《罗生门》创作前后深陷的伦理困境,也是其对束缚人性的封建家族主义制度的反抗。     

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人性”叙事之探

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     

“五四”女性散文的艺术追求

<正> 给散文加上“女性”的限制,自然是指女性作家的创作.把它们归为一类加以研究,是因为有了“妇女文学”这个大前提.“之所以打出‘妇女文学’的旗号,并不是要和传统文学分庭抗礼,而是试图召唤起一支新的文学队伍——妇女作家群,以女子物殊的生活体验和女性创作风格,去有意识地丰富以男性作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学.”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形象出现于文坛,始于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五四”时期;她们的出现,既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中上健次:日本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中上健次是日本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部落民”(贱民)的家庭背景以及家族矛盾、血缘关系等构成了他的文学之根,他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建构了现实与虚幻的“路地”文学;在其代表作《千年的愉悦》中,中上健次采用神话与梦境、暴力与性等“边缘化”、“个性化”的叙事伦理,抗衡与消解了历史理性与宏大叙事的传统权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之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内含了诸多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伦理价值的社会源头发掘其坚实基础,更需要把这些伦理价值落实到相应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依据,是新时代丰富民族理论的新尝试,旨在从伦理价值、伦理精神与伦理路径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共生、友爱与团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价值,具有导向作用;包容、互助与尊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精神,具有价值支撑作用;责任与发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路径,具有具体的实践功能。     

傣族伦理文化的传承与当代变迁

在傣族传统社会,宗教与文学彼此渗透、融合互动,成为传承傣族伦理文化的主要载体,对傣族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傣族社会的不断变迁,传统宗教信仰日渐式微,宗教伦理在傣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傣族当代文学创作也逐渐走向衰落,文学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愈来愈弱,但传统文学对傣族群众的道德观念依然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论文学的伦理精神

文学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总是与道德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呈示出特定的伦理精神。就其最直接的根源而言，文学的伦理精神决定于作家的伦理态度。此外，文学反映对象特定的伦理内涵以及不同时代读者特有的伦理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的伦理精神。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现象，文学又总是以特殊的力量反作用于社会道德，具有特殊的伦理功能     

中西文学邪恶妻子形象的文化比较分析

“恶妇”和“妖妇”分别是中西文学中各具文化特色的邪恶妻子形象。这种创作认知的产生,既源于中西父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红颜祸水论”的共性认识,又源于各自不同的伦理文化价值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邪恶妻子形象的创作样态可以发现,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儒家伦理与宗教伦理在对待女性的统治上出现跨越时空的父权制话语共谋。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利话语共谋分别遭到中西不同文化视野下女权主义的批判。由此,邪恶妻子形象获得新的创作和解读,展现出中西女性共同的主体意识觉醒潮流。     

论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兼谈老舍的女性观

在老舍小说所构筑的艺术世界里 ,活跃着大量的女性形象 ,与庐隐、茅盾、巴金、萧红等作家不同 ,老舍擅于从伦理意识的角度来展示女性命运 ,把女性命运作为反封建的一个切入点。由此抨击了封建伦理意识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 ,呼唤女性价值和人性的复归。正是这样显示了老舍女性观的“五四”时代精神     

重思赵树理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

赵树理与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鲁迅的农民形象中包含的对国民性改造的绝望,来自于对大环境的静止化理解;而赵树理切实地生活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所以塑造了完全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式现代主体性的农民形象.从中国小农社会产生阶级及公共意识的可能、赵树理笔下的新式娜拉和阿Q形象分析、社会主义经验和东方小农伦理对赵树理文学的关键影响,可以窥见赵树理文学独特性产生的原因;也是从这些方面出发加以分析,赵氏打破了鲁迅的“国民性”魔咒,例示了新的底层文学的叙事模式.     

论“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是在对苏东剧变后的当代社会现象及其伦理意识的批判、审思中出场的,其中蕴含着德里达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致敬和复归,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对理想生活情景的建构.它作为贴近现实生活的批判理论,有着自身特定的出场形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复归决定了其生成逻辑;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现实及其伦理意识的批判表征了其批判维度;批判伦理追求理想生活的本性彰显了其伦理主张.“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学会更好地生活有真切的现实价值.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尚俭”与“尚奢”之辩

在个体的消费伦理中，一直存在“尚俭”与“尚奢”的争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尚俭”的消费观已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但由此认为“尚奢”的消费观更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结论也是片面的。在“尚俭”与“尚奢”之间寻找一种既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又适应个体发展的合理的消费观是对消费伦理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文明、健康、适度应该是个体消费伦理合理建构的原则与基础。     

儒家家庭伦理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嬗变——解读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之女》

运用语料库软件检索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考察“family”以及“Family words”在《接骨师之女》英语原文中的使用情况,进而验证该作品所蕴涵的浓厚的家族情结,梳理传统儒家家庭伦理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嬗变.华裔作家谭恩美立足于中西方文化的双重立场,在以西方视角反思中国儒家家庭伦理的同时,又以东方视角反观西方家庭伦理.通过融合中西方家庭伦理的精华,谭恩美在作品中成功地创造了梦想家园“育婴堂”,实现了华裔美国家庭伦理的理想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