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句骊与王氏高丽无前后相承关系

高句骊族是我国汉至唐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高句骊人在其建立的高句骊国（自南北朝起亦简称高丽，本文下称之高氏高丽）于公元６６８年灭亡后的去向，拙文《高句骊族族源与高句骊人流向》有详细论证，简言之，迁居中原各地的约占其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或近四分之一；投奔或归人新罗共约１０万人，不到迁居中原的一半或只占三分之一；投归（渤海）的在１０万人以上；散人突厥的约在万人以上①。公元９１８年王建在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创建高丽国（本文称之王氏高丽）。五代以降我国史学家在为王氏高丽作传时，将高句骊历史述于传前部分，有的…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

隋炀帝三征高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三征高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丽乃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的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因突厥、吐谷浑等族被压平所带来的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的减轻,标志着对高丽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之举,亦非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     

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

公元926年,辽朝灭亡渤海国后,把大批渤海民众迁往其内地东京、上京等地。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渤海民众陆续迁往朝鲜半岛。对于迁往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的族属、族源以及他们与王氏高丽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渤海国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中国地方政权与国外政权的关系;渤海国灭亡后,迁到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王氏高丽王朝与其附属民众的关系;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属于不同民族,不存在血缘上的联系。     

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

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民族自信心渐趋增强。通过对本国山水景观的再发现,高丽文人体味到高丽可与中原相媲美的高度自信;《东明王篇》通过在《三国史记》基础上对本土历史记忆的再建构,强化高丽政权合法性,强化国民的族源认同;战争与使行诗表现出高丽面对周边民族政权以"华"自居,甚至想与宋朝这一传统中原政权并居"中华"中心的高度自信。这既是高丽通过自建国以来持续学习、模仿古代中国,逐渐确立其国家主体意识的结果,也是12至13世纪东北亚局势变化的激发。     

北朝时期平棘李氏的望族之道

每个家族都有其持家之道,平棘李氏的持家之道是;拥立新主,攀龙附凤;以儒传家,以文大族;居官以能,光耀门族;聚族而居,仁孝治家     

北朝赵郡李氏的迁徙分布及其与李唐先世之关系

北朝赵郡李氏的迁徙分布及其与李唐先世之关系高诗敏赵郡李氏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士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宗族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不断以赵郡平棘为基地，向周边各地迁徙，从而促进了徙居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对其分布地域的考察，也有助于对它与李唐关系进...     

译语通天方 稗史入海东——阿拉伯文学传入中国的一则案例

本文通过对李氏朝鲜王朝宫廷中使用的几种蒙古语教材原本的考订,证明了其中《巨里罗》一书实为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卡里来和笛木乃》的蒙古语译本。该书是在元文宗在位期间,由担任奎章阁参书的“也里可温人”雅琥翻译成蒙古语,随后又被颁赐给高丽宫廷的。本文从这一案例出发,讨论了蒙古语在蒙古政权和各汗国时期所承担的文化功能,以及蒙古时代欧亚大陆上的“知识共享”现象。     

昌邑李氏与《红楼梦》关系琐议

源自山东昌邑的"姑苏李氏"与《红楼梦》的写作应该有某些联系。借助相关史料及学界研究成果,判断曹寅之妻应该不是李煦的妹妹,而是远房族妹;《红楼梦》情节应该有许多姑苏李家的影子;脂砚斋或畸笏叟也许是李鼎、李鼐兄弟辈中的某人;姑苏李氏与山东昌邑等问题。     

略论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变

金富轼《三国史记》确立＂三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古史谱系之后,13世纪出现了一然《三国遗事》和李承休《帝王韵记》两种不同的朝鲜古史谱系,试图捏合古朝鲜、扶余、三韩三种不同古史系统,对后世影响极大。14—15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则不包括扶余系统。17世纪的许穆以夫娄为檀君之子的神话为基础,整合三种古史系统,以古朝鲜系统为中心,建立了新的朝鲜古史谱系。18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是对许穆说的修正,主要是淡化扶余系统,并将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沃沮、秽貊诸族纳入朝鲜古史谱系,较具代表性的是安鼎福的《东史纲目》,在补入渤海国之后,这种朝鲜古史谱系一直流行至今。对朝鲜古史谱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韩百谦,但其观点未能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跋《李南哥墓誌》

<正>1988年,在《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探研》一文中,我曾经辨析过青海民和李土司《李氏宗谱》中关于李土司家族源于沙陀族李克用的记载,否定的理由之一是:“李土司发迹西土,封土司民是在明     

云南彝族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变迁——永仁县谢腊村彝族生活方式变迁研究

50多年来,永仁县谢腊村彝族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婚嫁打破了传统血缘、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婚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多元化婚姻模式的传承,为现代谢腊彝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良好基础,"养儿防老"观念日趋淡薄。谢腊彝族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和直系扩大家庭为主,婚姻礼俗中的当事人、父母、媒人的角色发生了转换,青年男女在婚姻中获得了自主权,家庭关系呈民主化趋势,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这种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有选择性地继承了传统、吸纳了现代文化,它对谢腊彝族社会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高丽忠宣王与中峰和尚的交往

高丽忠宣王素有崇佛之心,他在居留元朝期间其礼佛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与当时诸名僧皆有往来,其中与天目中峰禅师的交往尤能突出其好佛之性情。从最初交往时的碰壁,到最后为中峰禅师所接纳,终成一段君王拜名僧的佳话,体现了忠宣王礼贤之情。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儒家“仁义内外之辨”的现代伦理意义

战国时期仁义内外之辨,告子主张仁内义外,孟子主张仁义皆内,自楚简发现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重新进行了较多研究。仁义之"内外"含义,人心内外、门内门外、人我内外三种意思均有。仁义皆为内在的观点虽彰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但忽视了道德的客观伦理精神。坚持仁内义外的观点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道德的人性主体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客观根源、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传统家族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道德精神的差异,正确认识仁义两种道德发挥作用的不同特点,从而调整道德思维和道德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论朝鲜朱子学与李栗谷哲学

朱子学 13世纪末传入朝鲜 ,在高丽末李朝初进一步发展。它顺应时代潮流 ,成为了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 ,并在李朝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李栗谷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朝鲜朱子学理论 ,而且还为朝鲜中后期实学思想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试论高丽对宋的朝贡贸易

宋朝与高丽通交的时期堪称中朝两国历史上最为和睦的阶段。双方外交往来政治属性较弱,其中一个阶段基本上完全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高丽对宋频繁开展了朝贡贸易。丽宋朝贡贸易的航路和基本方式及交流的物种等,归纳了高丽共68次来宋朝朝贡的具体情况。     

试论朝鲜李朝时期“孝”观念与儒教和佛教的关系

李朝时期的"孝"思想是由于性理学的兴起,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价值的。尽管如此,它与性理学的"孝"观念仍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被性理学看作是异端的佛教"孝"思想因素在李朝时期的"孝"意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正是"孝"思想传入朝鲜以后发生的重大变异,是朝鲜独特的"孝"意识结构。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试论李栗谷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栗谷性理学的核心。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说栗谷思想是对朱熹和退溪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在东亚学术发展史上,理学宗师朱熹对理气问题作了周密、完整的论述,韩国性理学大师李退溪在继承朱熹理气观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而栗谷的理气思想则是在继承这两位前辈学者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易学推类逻辑的类型分析

《易经》及自孔子开始的历代注释和发挥而成的易学,包含着丰富的逻辑思想和较为成熟、固定的推理类型,是中国古代逻辑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易学逻辑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其推类类型十分复杂,大体包括阴阳、五行、八卦等诸种。易学的价值不在占卜,而主要在思想、史料与逻辑。深入开展易学逻辑的研究,对丰富中国逻辑史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