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郡李氏与北齐皇室通婚考论

赵郡李氏是中古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与北齐皇室的通婚多达十例。这些婚姻关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联盟的表现形式。同时这些婚姻的结局又多是不幸的,它充分暴露了北齐皇室内部激烈的权利斗争及其在文化观念上的落后性,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齐政权兴衰存亡的政治文化原因。     

略论邺下文人的创作特征及其文学贡献

邺下文人集团是建安时期的一个文学团体,它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邺下文人的创作特征及其在文学上的贡献,并就这一文学团体对当时文学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探讨。     

论北齐高俨政变

北齐后期发生的琅琊王政变根源于武成帝生前所布置下的政治格局中隐含的权力、利益不均衡,在政变过程中,恩亻幸、宗室、勋贵人物都有参与,体现了北齐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政变不仅导致了高俨及其亲信的被杀,也为随后的北齐内部政治斗争埋下了隐患。     

享乐主义的泛滥与北齐的灭亡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大都抵制享乐主义,但是享乐主义思想却一直存在。在北魏以来奢侈享乐风气的影响下,高澄、高洋统治时期,享乐主义开始抬头。高湛统治时期,北齐政策日趋保守,恩倖势力开始兴起,高湛日益沉迷于追求肉体感官的快乐。后主高纬时期,支撑北齐政权的宗室、勋贵和汉人士族都遭到重创,恩倖势力完全掌控了北齐政局,享乐主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享乐主义的兴盛和泛滥是北齐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齐张谟墓志”辨伪

“北齐张谟墓志”拓片于2012年由殷宪刊布。殷氏谓2006年在大同民间发现并于2007年购得,且“初步断定”其出自2008年发掘的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并以之为据确认了《魏书》所载“北新城”暨平齐郡的具体位置,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对此“赞赏有加”。对于这样一方没有明确来历的“幽灵”墓志,还须辨别真伪,在确证其可信的基础上方可对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发掘利用。然而,该墓志拓片不仅在形制和书写上存在诸多错讹疑点,而且志文所载墓主“张谟”的生平仕履更是与当时的历史和制度格格不入。种种迹象表明,该墓志拓片是一份毫无可信度的赝品,出自今人伪造当无疑义,所谓“张谟”其人与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墓主没有任何关系。以之为据来破解相关历史问题,如平齐郡、阴馆城、六修城特别是“北新城”位置之类的问题,自是无中生有,所谓“廓清”一千多年来的“迷雾”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东魏、北齐京畿大都督考

北魏末期 ,尔朱荣为专断朝政 ,控制京畿地区而设置京畿大都督之职 ,东魏初继承其制 ,并成立了京畿大都督府。京畿大都督统京畿兵控制以京城为中心的京畿地区 ,成为北朝后期领军系禁卫军之外的又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东魏、北齐时期 ,京畿大都督担任者几乎全是高氏人物或其亲信。北齐末年 ,京畿大都督琅邪王高俨反叛被平定后 ,京畿大都督一职废罢 ,但京畿兵一直存在到北齐灭亡之际     

东魏、北齐邺京城乡建制

邺京布局式样位于汉唐转折的关键点,聚落形态的基本社会单位是坊、村,在人口管理上,为县乡里制,治安管理上,为县尉坊(村)制.     

东魏、北齐凉州考

东魏、北齐曾在境内侨置凉州,这个凉州不见于《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等古今地理志著作。文章从史籍、墓志中辑得13条东魏、北齐凉州及其所辖盘和县官员的资料,既可补史载之阙,又揭示了凉州地名的东西移动。这些凉州官员有一半源自河西或西域,其中不少是粟特等西域胡人。东魏、北齐侨置凉州的目的,是为了安置从河西凉州及灵州等地迁徙来的民众,尤其是粟特人对东魏、北齐的胡化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西胡化风气在东魏时就已流行,此点拓展了陈寅恪提出的北齐西胡化的观点。     

刘宋皇室之婚媾

次门刘裕 ,在以次门姻亲为主的政治势力拥戴下 ,建宋代晋。然而不久 ,对高门的艳羡心理 ,使得刘宋皇室婚媾对象中的次门比重减少 ,由以次门为主逐渐转变成以高门为主。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剖析 ,认为依此可将刘宋皇室婚媾分为三种类型、两个阶段。刘宋建立后 ,一方面 ,统治者为那些原本平常的次门姻亲在朝堂上安排了位置 ,带动他们上升为高门 ,使皇权政治得以巩固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以来渐趋固定的门阀势力格局。另一方面 ,刘宋皇室内部矛盾的迭起 ,使姻亲家族不断遭到皇帝的猜忌、贬职与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门阀士族在南朝后期的衰落     

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

2006年,大同地区民间发现了北齐《张谟墓志》拓本一帧。张谟系北齐武平五年(555)到任的北新城领民正,"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循《张谟墓志》之迹,于大同市西南150公里的朔州市朔城区梵王寺村北500米发现了一处北魏、北齐古城,墙垣宛然。其西半为北魏城,又被里人指为皇城。皇城之西、之北多有古代墓葬,照壁山被称为皇陵者径40米,北岗复有称太子坟的新盗封土,二陵间尚有二较大坟冢,皆有盗洞。据《魏书》",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北齐书.地形志》载:"朔州……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同书《高叡传》又载,天保"八年,征(高)叡赴邺,仍除北朔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于此可证,朔州市梵王寺村之古城,即北魏之平齐郡,北齐之北新城镇和北朔州。它还可能是代王拓跋猗卢南移的小平城。     

兰陵萧氏文人在北齐的际遇和创作

萧梁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

辽金元时期 ,随着“北方”地域文化生态的变迁 ,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 ,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 ,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而向北转移 ,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 ,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 ,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 ,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的三朝文学 ,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论苏青散文的艺术世界

苏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特殊经历而又颇多争议的女作家 ;曾经红极一时 ,也曾沉默多年。今天 ,苏青以她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再次受到人们的欢迎与重视 ,时间的流水并没有冲淡她作品所恒有的内在艺术魅力与光辉。本文试从苏青散文入手 ,分析其作品所具有的都市女性主义文学特征及其所拥有的深厚内涵与价值 ,进而以文为凭 ,肯定她对现代中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     

北朝史学的发展及特质

北朝史学处于各民族由对抗走向融合,国家由分裂趋于统一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史官建置、修史机构创设、史学理论探讨、史学著述水平等方面都有发展与创新,具有自己的特质,成为凸显学术文化的亮点。而长期战乱、南北对峙造成的文化荒芜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世族庶族矛盾的错综复杂斗争等,又对北朝史学的健康发展多有制约,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迹。     

北朝的“坊”

"坊"是中国古代出现的重要历史现象,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所蕴含的功能是多重的,其含义的不断变化也是透视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宋庠、宋祁的七律创作及其诗史意义

宋庠、宋祁是后昆体诗人群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七律创作在西昆体向江西诗派的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就内容而言,二宋七律皆表达了自己的仕途沉浮、叹老念衰之感,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倾向,这一点迥别于西昆体。在风格上,二宋七律由效西昆体的典丽柔靡向瑰迈健举或沉郁奥博发展。这与二人七律学杜分不开,而学杜是江西诗派七律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在创作手法上,宋庠七律以比兴寄托、借用典故写景抒情及多用倒装句三大特征为主;宋祁七律除此之外,还在造语、炼字、对仗、用典等方面表现出求新求奇、精益求精的努力,特别是僻典、俗字的使用,已率先实践了江西诗派"化俗为雅"的理论。在唐风向宋调的演变过程中,宋庠七律更倾向于唐风,而宋祁七律则在很多方面开了宋诗法门。二宋七律,一以承唐,一以启宋,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胡适与北洋军阀

胡适,作为一名忧心国家命运的爱国学,他不满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实行“联省自治”,以维系国家的统一,消除军闯的混战,促进国内的和平;作为一个改良主义,他所主张的“好人政府”成为服务于北洋军阀的工具,他所鼓吹的“联省自治”也成为军阀割据的借口。他只求改善,不求推翻,最终决定了他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抑闯不成反拥阀。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

我国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上受西方影响太大,而顾及中国文学的实际不够;二是客观叙述不够,议论、阐释、评析太多,未尽可能地还原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三是在元、明、清文学的编排上反映出明显的重小说、戏曲,轻诗、文、词、赋的倾向,背离了元、明、清文学仍以诗文为主体的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