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于2008年出版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1]。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北京旗人婚俗在清代说唱文学中的体现

清代中后期的北京旗人家庭里,婚俗受汉人礼法制度影响很深,基本环节也同汉俗一致。但在具体环节上,旗人婚俗有很多细节保留了浓厚的满族特色,有一些规矩则体现出旗人独特的礼法制度,比如重视姻亲,未婚姑娘家庭地位高;还有一些细节,诸如半夜迎娶,新娘婚礼上先入洞房再拜翁姑等,则是对古老抢亲陋习的回忆。     

清代北京旗人与戏曲

清代的戏曲极为流行,同旗人的热情参与有关。清朝各个阶层的旗人中戏曲爱好者层出不穷,几任皇帝曾经以政府力量支持戏曲发展,旗人王公贵族听戏玩戏一掷千金,有的旗人票友甚至为之倾家荡产。旗人对戏曲的痴迷与投入也蕴含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意义。     

清代旗人封爵略论

清代的爵位封赠作为一代制度始创于天命年间 ,由于清初爵位封授、晋升与清代开基立业相攸关 ,因而在清初较长时间内存在着武职、封爵混一局面。爵位本身拥有的特权和旗人重爵传统在清初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清代旗人在爵位封赠过程中所享受的“特殊”待遇成为清代历朝相沿的法则     

论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报刊小说《消闲演义》为中心

《消闲演义》是清末民国旗人报刊小说家程道一创作的一部以清代历史为题材的满族说部,该说部"以摄政王(多尔衮)始,以摄政王(载沣)终",全著约150余万字。文章通过对小说中旗人的忠孝观念、语言认同、文化认同等的梳理,指出了旗人在形成本民族族群认同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华民族这一更大范围的族群认同;同时文章就旗人大中华视域下五味杂陈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作了论述。     

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清代,京师是满族的聚居区,其地域文化受到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影响。北京话,是经过满族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方言的文化结晶;旗人作家们在创作中体现了京腔语言的风采神韵,开创了“京味儿”文学流派;满族在京剧和曲艺等北京传统表演艺术的形成与完善方面贡献良多;满族的习俗曾给予北京文化以熏染;而昔日满族人的性格气质,也在当下北京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留有烙印。     

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

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张福记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以其勇猛剽悍建立了大清王朝，从而转变为一度拥有各种特权的统治民族。然而，随着时代变异，尤其是在风雷激荡的清末民初时期，晚清王朝江河日下，寄生其上的旗人，满族人的优越地位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随着清...     

读《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识略

十多年前定宜庄曾发表过口述史著作《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近来她又出版了《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并合作主编了《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在内地众多涉猎口述史的学人中显示出她特有的实践性.她治史不囿于案头,而多有田野与文献的互动,如她主笔的《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即是一例.这里,我们尝试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为主写些阅读后的感受,与同行切磋.     

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口的增长

<正> 清代是中国人口长足增长的时期。但在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北京地区各州县人口,增长却一直极为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满洲贵族定都北京之后,在迁移大量旗人于京师的同时,还迁来了大量供役使的旗下人口(奴仆)于京畿五百里内,圈占土地,建立旗庄,与土著汉人杂处。地处近畿的北京地区各州县是当时接受这些“东北移民”的重点地区。因此探讨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口的变迁过程和规律,进而确定清初各州县接受“东北移民”的数量,才能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清初畿辅地区容纳的“东北移民”数量问题。清代,属于今北京地区的州县有大兴、宛平、通州、房山、昌平州、平谷、密云、顺义、怀柔、延庆州、良乡等十一个。①本文即以这十一个州县的人口为讨论对象。     

论清代北京满族女作家顾春的文学创作

清代北京的满族妇女创作群体是研究清代北京文学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其中的代表人物顾春为例,其在道德价值、女性意识上与同时代汉族女性精英既有共同点,又有本民族的特性。她的创作出色地反映了清代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及满族贵胄生活。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所有曾游历过或居住在北京的人们,都有关于这座城市不同程度的记忆;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将这种自然生成的零散漂浮的印象,变成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将“记忆”从名词转化为动词,意味着一个人物、一件史事或一座城市有可能从此获得新生。本文集中探讨如何将被动的“北京记忆”转化为主动的“记忆北京”,并指出“北京学”研究虽然在目前远不及“上海学”辉煌,但相信这个领域将更有发展潜力。     

近代北京公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古城北京在规划与建设中,为后人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然而,即便在最辉煌的时代,帝都从来没有设计并提供过面向普通平民的城市公共空间。1914年,随着北京中央公园的开放,其它前清的皇家园林、坛庙相继对公众开放。皇家禁地成为公众休闲空间,完成了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的角色转换。近代公园的出现改变了北京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是北京城市生活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识之一。     

19～20世纪研究北京文学和戏剧的外文文献

以北京语言和文化创作的文学和戏剧作品是表现北京历史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形式。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北京历史文化逐渐被介绍传播到国外,北京逐渐发展为世界性城市。本文将介绍笔者所见的17种外国人介绍研究北京文学和戏剧的书籍,包括书籍的语言种类、版本情况、出版时间、作者简介、目录等基本资料。这17种书分别是搜集整理的歌谣类书籍3本,以北京为创作对象的诗歌集3本、小说5本,介绍或研究京剧或京剧人物的书籍6本。     

北京地区大众传媒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

本文运用系统论、区域传播、全球化、资源位等理论初步探析了北京传媒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策略,即树立传播的"球土化"意识,处理好京派文化、民族文化、世界文化这三重视域的关系,充分利用京城发生的"媒介事件",研究不同传媒资源位的不同策略,营造系统、高效、立体的传播网络。     

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

以往对清末立宪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京外各省及海外的立宪派士绅,实际上当时在北京政坛上也活跃着一股京城立宪派势力。本文以汪荣宝等人的活动为中心,论述京城立宪派的构成与代表人物,其活动特色和影响,以及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应变态度。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与北京的经济发展

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日益上升到我国国家战略的高度,北京的发展环境从而面临重大变化。本文分析了滨海新区建设将对北京经济产生的影响,提出了北京的战略选择与战略举措。     

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政治与文化表征（1898-1937）

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与当时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从帝都到国都再到故都,在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北京政治地位、城市身份的变化与文化传统影响了城市空间变迁的路径。帝都空间结构的解构,国都的空间开放、公共空间的开辟、消费和娱乐空间的转型,故都的文化游览中心建设,都受北京特定政治环境与文化传统影响。北京保守的政治观念与地域文化传统抑制了其现代化改造,使近代北京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交叠的空间形态。     

论旅京鲁商在近代北京商会中的地位

旅京鲁商是近代旅京山东人群体中比较有固定性的一个部分。从近代北京商会高层的籍贯构成看,旅京鲁商长期把持着北京商会,几乎操纵了北京商业的半壁江山,彰显了旅京鲁商在北京的强大实力。北京商会的人事构成可以看做是旅京鲁商优势的全面外化——即表征于对北京商会的控制。而旅京鲁商对北京商会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巩固了其在北京市场的优势地位,而且拥有了较多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发言权。     

民国文人看北京(1927～1933)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将北京改名为北平,这一历史事件对于文人的北京视角造成了深刻影响。左翼文人、国民政府趋附文人、海派文人、自由主义文人(京派文人)、开明文人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或文化心理,对北京的城市形象作出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