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及人的精神内核——读“北京壮景之二”

《北京日报》2011年6月29日刊登北京壮景之二,一幅涵盖了故宫、人民大会堂及相邻的国家大剧院照片。看似风格迥异的三种建筑文化,却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线索。与往东的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往西的中南海等,构成我们民族最宏大的首都文化气场。平时就人流滚动,七八月望去更是一片人海。     

如大鹏展翅瞰北京及细节决定成败——读“北京壮景之一”

从2011年6月28日起,《北京日报》连着几天用整版刊登记者航拍的精选照片,空中看北京的壮景,令人有了很多感慨。比如＂北京永定门南中轴线＂这张,从复建的永定门开始一直到前门,最有视觉刺激的是那一大片绿色及中间一条笔直的白灰色。建筑艺术上也是无中生有,比如永定门故事是旧的,可箭楼是新的。     

北京书院的“前生”与“精神”--读?北京书院史?

?北京书院史?跳出了关于书院研究偏好宏观历史研究的思路,而代之以文化视野下的北京书院研究,在大视野、小范围的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作者以书院的日常生活与运作为侧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给书院带来的重要影响,这为书院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该书将书院发展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既能透过书院窥探政治文化、军事争夺、经济发展等给书院带来的影响,又能以书院这一视角发现许多逸出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细节。作者对北京书院历史命运的研究,不仅在于总结书院发展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注重分析北京书院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于当下中国教育的启示价值。     

现代性铁笼中“生活与艺术的乌托邦”——读《现代审美文化视野中的波希米亚精神》

波希米亚是一个当代文化时尚中颇为吸引眼球的词汇,卫华博士于浙江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现代审美文化视野中的波希米亚精神》,深入探讨了这样一个舶来词和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起源、概念发生和精神谱系。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波希米亚"文化现象的学术专著,对于我们深刻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波希米亚文化现象,是一个重要的凭藉。     

族群文化精神史、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重论张承志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发展史。在书写方法上,《心灵史》以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将历史文献与“历史田野”相结合,并以历史想象描叙历史情境。《心灵史》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它沟通了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形成了一种复合型文本。     

以尼采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说解析川端康成的《千只鹤》

尼采《悲剧的诞生》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出发,不但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还试图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而川端康成对《千只鹤》中众多人物的描述,是对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说中所体现的人生哲学的很好回应。本文试图以尼采的两种精神说分析《千只鹤》的内在意蕴,并进一步观照作品中的众生。     

从“精神瘫痪”走向“精神顿悟”与“重生”——乔伊斯短篇小说《死者》的主题探析

《死者》是詹姆斯·乔伊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压轴篇。在《死者》中,乔伊斯着意刻画了都柏林人虽生犹死的"精神瘫痪",反映了爱尔兰民族正在逐渐走向"精神死亡"。而主人公最后的"精神顿悟"具有特殊的意义,既体现了都柏林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感悟也表现出乔伊斯对整个民族的"重生"饱含期待。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试析“垮掉一代”的精神困境——以《在路上》为例

“垮掉一代”是反传统的文学运动,包含了从哲学、文化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反文化思潮和反体制震荡.在二战后的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一代”带着强烈的反叛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试图借助文学作品用一些新意的眼光,建立起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在路上》则被认为是“垮掉派文学”反主流文化思想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然而他们的行动和作品有着源于青春激情的冲动,也蕴涵着缺失方向感的无奈和虚无.《在路上》没有因为整部小说的悲观基调而丧失对后世的积极意义:即后人反主流文化的行动指南和精神导师,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复杂的文化影响.     

从“秋兴”情结看中国文学的自省精神——读钱穆《晚学盲言》札记之一

现代学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秋兴"情结研究颇多,但钱穆从中国文学深层的"人生自省"视角出发,对"秋兴"文学所蕴涵的生命自省意识的解说,无疑为我们反思中国文学自身的自省精神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文化象征的符号 ——《论语》中“君子”与“小人”文化现象探析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孔子文化精神上的两类人物。而“君子”,成为了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历经政治失败而转入学术关怀的孔子企图恢复周礼而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化身,担负着复周礼而治国的神圣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君子”与“小人”简单界定为一种人格力量,而应该看作是以庞大的周礼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     

“生存”还是“生活”——论《邱园记事》中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作品《邱园记事》展现了英国皇家花园的独特美景,但也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自然风光之“静”的衬托下,以蜗牛行动为线索,四组人物的动态感得以呈现。伍尔夫采用不同叙事技巧,如:象征手法、意识流手法、对话等凸显了现代社会的弊端,即个人的精神压力沉重,漫无目的,畏于行动,注重物质“生存”而非富含思考的“生活”;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最亲密的人也形同陌路,无比冷漠。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现代人“异化”严重。然而,伍尔夫还是对现代人摆脱精神困境寄予希望。     

“精神之存在是一块骨头”——论《精神现象学》中的“观察的理性”

《精神现象学》中论及的观察的理性明显影射理性在近代科学中的表现。黑格尔认为,理性在进行观察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意图何在,它以为自己在客观地研究物之为物的本质,但它实际所做的事情只是用自己的概念占有自然,只是将自身当作直接存在着的物来寻找。这种意图在观察的理性的最后经验中表露无遗:精神之存在是一块骨头。然而,在黑格尔的时代,观察的理性其实还没有将自己充分展现出来,所以黑格尔并没有真正看到它的最后形态。但根据黑格尔的诊断,这种理性最后一定会将自己表达为直接的物,而他在头盖骨相学中看到了这种倾向,因为在这门学问中,精神被视为与物直接等同。然而,观察的理性的最后经验或许并非头盖骨相学,而恰恰就是现代技术,因为当前这个时代正热衷于将精神表达为物。     

论《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兼谈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普请制”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除了有“经济重农主义”，还有“精神重农主义”，后者在《商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不象“经济重农主义”那样关注农业的产业特征，而是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即“朴”。《商君书》认为“农朴”而易治，所以除了必要的官和兵以外，应该全民皆农，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还是要求民“壹于农”而不得从事非农的职业，唯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无独有偶，这种重视“农心”的“精神重农主义”在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体制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它和《商君书》所关注的“农心”有所不同。     

从“华夷之限”到“捍卫中华”——《皇华集》所载壬辰战争前后鸭绿江意象文化内涵的变迁

《皇华集》是明代中朝两国使者记录双方交往和异域见闻的诗文唱和集,其中涉及鸭绿江的作品占比极大。通过品读这类诗文,不难发现鸭绿江意象的文化内涵在壬辰战争前后发生了重要转变,即由普遍观念的“华夷之限”转变为“捍卫中华”的重要藩屏,由两国使节私人友情的见证转变为两国人民集体记忆中的国家友谊象征。其转变的实质是两国关系发展和相对实力变动的真实写照。     

重审《精神现象学》的开端——共相能否在“辨证”中吞没感性？

感性确定性是《精神现象学》的开端。马克思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那么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则是黑格尔哲学“开端的开端”和“秘密的秘密”。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考察,以近代意识哲学的内在性为其隐性立场,用思维的辨证法清洗掉感性丰富性及其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是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的根源。黑格尔哲学解体后哲学走向两个不同的发展路向,重新肯定感性在人的存在中的基础地位,是黑格尔哲学以后的主要任务。     

士大夫文化精神的指归——《西游记》“三教合一”新论

本文认为 ,《西游记》批评了儒释道三教中虚妄、怪诞、迷信的成分 ,对三教中契合士大夫生活情趣和人生哲学的成分则大加推崇。因此 ,《西游记》的“三教合一”观反映了中国士大夫文化精神。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连续、递嬗和“循环”——谈《尚书》的历史变动观念

在《尚书》历史思想中,历史变动观念丰富而重要。《尚书》的历史变动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历史是连续而非断裂的;历史是不同朝代（实即新旧时代）的递嬗;历史是某种程度的＂循环＂。它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政治伦理和道德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