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调查问卷分析

兰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方式较为简单,比起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大型城市如北上广等城市仍相对落后。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是现阶段最先进又比较简易可行的方式,因此,在兰州市实行垃圾分类回收是解决当前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因此,为有效解决兰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难题,寻找出影响兰州市居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尤为重要。文章在调查兰州市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基本常识和行为态度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了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根据兰州市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改进性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变迁——基于1949—2019年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走过了萌芽期、过渡期、发展期三个阶段。各阶段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主题及政策工具的变化深受时代变迁和政策环境变化影响,政策主客体和工具的转变折射出垃圾治理理念和价值观的变化。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作为以公共行动准则引导私人日常生活行为的公共政策,要回到"日常生活世界",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治理实践。未来垃圾治理政策体系的完善需处理技术、文化、制度、经济等多维度动力机制的耦合问题,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生活垃圾治理。     

中美城市生活垃圾的计费法比较研究

生活垃圾收费是促进垃圾量减少和资源回收,推动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重要经济工具.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计量与收费问题是国内学术界近年来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国在城市生活垃圾收费方面所采用的按排计费法从法律保障、类型多样灵活及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等方面,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计量与收费提供了一个理想模式,对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广州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思考和建议

目前我国推广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急于求成、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的现象。为此,本文以广州市的情况为例,提出要充分认识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复杂性,要分阶段设立垃圾分类投放目标、要补足垃圾分类处理的短板等建议。     

城市政府扩大收费行为的理论分析与对策探讨

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城市政府在区域经济、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何切实认识城市政府的经济职能,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现阶段,有个别城市政府在国家规定的税收之外,盲目乱收费,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市场体制框架的建立,也损伤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从而不利于城市地方经济的腾飞。在此,笔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个别城市政府乱收费的行为动机、相应机制,以期望有助     

对银行卡收费合理性及定价策略的探讨

银行卡收费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商业银行对银行卡收费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尤其是部分银行采取无差异收年费方式，可能会造成对价格敏感客户的流失，不能激励人们节约银行成本等。在激烈竞争中，商业银行只有采取差异化定价策略才是明智选择。     

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立法问题探讨

对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状况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相关立法价值取向不明确、法律法规内容不完善、执法偏离立法目的、法律功能弱化,提出以“公正性”价值为社会救助立法的核心,设计有利于低保对象的积极差别待遇和司法公正程序。     

利用餐厨垃圾配制蚯蚓培养基的初步研究

分析了餐厨垃圾的基本成分.其中粗蛋白为16.83%、粗脂肪为29.04%、粗纤维为7.4%.在垃圾经过分拣、水洗、脱盐、脱脂处理后,通过测定,发现粗脂肪含量降到7.4%,含盐量降到0.6%.在一定条件下干燥,得到餐厨垃圾的干粉,作为饲养蚯蚓的培养基的主要组成部分.选用太平2号蚯蚓作为实验动物,以餐厨垃圾干粉为主要成分,...     

世界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对北京市的借鉴意义

固体废弃物管理是世界城市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世界城市在固体废弃物管理方面有一些成功的实践经验,其对北京市解决固体废弃物管理存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借鉴。为此,本文尝试提出了北京市固体废弃物管理的相关政策建议。     

论组织创新的必要性和路径方法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从创新思想到目标的实现存在于各个环节,参与各环节的人以层级分明、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整体性强于个体的思想为出发点,所以创新就必须有组织进行管理和分工协作,没有分工协作就缺少创新的系统性,而组织在分工协作的运行规则则是一种制度的支撑,而制度的支撑则是一个社会文化精神的体现。概括地讲,文化创新主要解决创新的精神层面的问题（思想力）;组织创新解决创新方案的执行效率（执行力）;制度创新解决创新行为的常规化和持续化（持续力）,三者互为支持系统又互为表里,从而形成一个互为牵连、互相促进的创新系统。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Method and the Spheres of Living： Some Thoughts on Feng Youlan＇s Philosophical Method

冯友兰是中国当代最具方法论自觉的一位哲学家。他早年特别强调形上学概念命题之不涉及内容的形式性意义,对负的方法范围的界定亦嫌过狭,这对理解正负方法的统一内涵造成了一些理论困扰。晚年他据“具体共相”的观念反思其哲学系统,在肯定哲学概念范畴形式性的同时,揭示了它作为把握实在的方式及其思想运动的“特殊内容”,实现了理智概念与直觉神秘问的相互包涵与融通。从冯友兰晚年的理论反思反观其整个哲学系统,可见其思想的前后一贯。其据具体共相思想对自己的哲学系统及哲学本性所作新解,亦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此识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冯友兰哲学方法及其哲学的真精神,从中获得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现代重建的智慧启迪。     

城中村城市融入的目标与路径探索

城中村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曾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城中村成为制约城市继续发展的瓶颈。城中村改造的终极目标是融入城市。在城中村融入城市过程中面临着资产处置及利益纠结、管理体制滞后、居民路径依赖及对未来生活保障担忧等突出问题。要顺利实现城中村融入城市的目标,必须遵循"资产改制—村居改制—社保衔接—拆迁安置"四个环节有序推进、分步实施的路径。     

北京与国内重点城市文化产业政策比较研究

文化产业政策的完善关系到文化产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需要针对本地区文化资源特点和产业发展现状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政策,以此调动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近几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北京市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但是包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在内的重点城市也都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放在了重要地位,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本文选取上述几个重点城市,与北京进行文化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从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投融资、人才和集聚区等五个方面,剖析北京文化产业政策的优劣势所在,并为北京文化产业政策的优化完善提供建议。     

对小城镇建设的理论思考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心,小城镇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小城镇的建设要遵循与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和规划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遵循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的原则。小城镇规模与区域自然资源环境容量相适应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最佳效益。建设现代化的小城镇,不在于高楼大厦林立,而在于突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测度指标与方法的研究

县域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首先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基于此,选择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测度指标,利用统计学中方差、标准差及变异系数等测度离散程度工具,构建测度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度的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试图定量描述县域义务教育静态均衡发展度,同时指出测度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度时应注意的问题。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浅析城市低龄男性老人的角色转换和家庭再融入

在我国,男性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生活中一直都扮演着支柱的角色,展现以强者的姿态。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男性较之于女性在人生各个时期所要承受的更多更大的压力。本文以城市低龄男性老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社会角色转换的描述和分析展现出低龄男性老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进一步讨论了他们的社会参与问题,尤其是家庭再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