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综述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武汉的经验

人口控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武汉市1950-2006年的经验表明,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人口、社会劳动力与GDP始终存在正向关系,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并不必然为正。人口增长没有拖累经济增长。促就业、保增长可以采取更开放的人口政策。     

我国的生育政策:变化轨迹与未来调整

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历程的回顾,梳理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运行轨迹,总结了该政策从无到有、从有弹性到从严从紧、再到有序调整的过程;从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发展、劳动供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主要人口问题;从兑现中央承诺、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全面依法治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六个方面论证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设计了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的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并且对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衔接问题做出了说明。     

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会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对未来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幅度设定三种生育政策实施方案,运用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农村人口预测模型,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2014－2035年中国农村人口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方案一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到2035年,人口结构金字塔呈“倒三角”形态,人口发展的衰退趋势明显;方案二中,农村出生人口规模会明显增加,到203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方案一有所缓解;方案三中,农村出生人口数进一步增加,到2035年人口结构将更加年轻化,人口发展较为稳定。可以说,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生育率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利用人口—经济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情景模仿可研究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四川省人口生育率急剧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982—2011年间,四川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为经济起飞和迅速增长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省人口规模将比有计划生育条件下多出1635—4020万人,这对资本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GDP的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变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为突出,比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比较方案一)多贡献了2.76%。但同时,由"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将对四川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期望与政策调整

展望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２０年，保持７～９％，人均收入５～６％的增长率，既是客观需要，也有潜在可能，但中国经济自１９９６年以来出现了减速的势头，正面临着各种困境，经济增长处于减速的势头，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着眼，凋整摆脱目前经济困境进入新增长阶段的发展战略。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础,借鉴相关理论,文章阐释了生育支持政策的理论内涵与基本特征,论证了生育支持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内在逻辑;并结合当代中国人口、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现实,分析了构建生育支持政策的实践基础。研究发现：（1）持续低生育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共同规律;（2）生育的本质是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生育的直接和间接支持是由生育的本质所决定的;（3）制定生育支持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原理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4）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必须与中国的客观实际有机结合。最后,对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进行了相关政策思考：一是从实际出发,逐步健全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二是做好顶层设计,为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制度和机制保障;三是高度重视生育支持政策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的合力;四是着力减轻个人和家庭的生育负担,降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

     

再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现行生育政策再稳定15年

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进行近百年模拟和比较选择,结果显示,只要考虑到年龄结构因素,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在省区层面,现行生育政策都未能进入优选方案,无论从哪个层面看,现行生育政策或调整、或完善都势在必行.优选结果又表明,"尽快二孩"方案的优势在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性.在全国层面和省区层面有着较大普遍性的优选方案是15年后实行中口径或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这是因为2000年分独生女、非独生女和家庭户其他女性的年龄金字塔有两个驼峰.一个是30岁左右,一个是11岁左右.第一个驼峰由母亲一代构成.第二个驼峰由子女一代构成,子女一代中又以非独生女为主.如果在这两个驼峰女性陆续退出生育旺盛期,即现行生育政策再稳定15年以后,再适当放宽政策,出生人口、相应地婴幼儿规模就不会突然膨胀了,那时即使放宽到所有妇女普遍生两个,也不会有太大问题.生育政策调整,在注意预防年龄结构过度老化时,也要避免另一种形式的年龄结构问题,即某年龄组人口剧烈波动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人口生育率问题研究

以成本-效用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人口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考察经济发展对人口生育的影响。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稳定状态下经济发展与人口生育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思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近几年在我国经济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此 ,正确分析和评价政策效果 ,对于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的意义     

基于新农村社区发展的农民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新农村社区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中重要内容,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为农村社区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护农民权益是建设农村社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农村社区发展又是保护农民权益的目标和归宿。在我国目前新农村社区发展中,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保障服务和农民权益保护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使得新农村社区发展受阻。为此,完善根本的法律制度体系,大力促进社区发展,是农民权益保护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农村“超生”现象与计划生育国策的博弈——基于豫西南地区农村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人口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人口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是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农村男孩偏爱等多种因素影响,农村的计划生育国策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新时期,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各参与主体的博弈动机和博弈行为。指出各参与主体的利己行为在宏观上阻滞了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进而提出加强制度监督、进行制度创新,关爱女孩教育,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加速城镇化进程等路径选择,以期对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实现的困境及破解--基于女性个体发展视角的分析

女性的生育行为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落脚点,然而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对当前女性生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独生子女时代形塑的生育价值观念、工业经济催生的工具主义生育理性,有效地抵消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更重视个体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强化,而与家庭的关系趋于弱化,然而生育行为易导致其个人发展陷入困境。由此,生育政策调整若要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补偿女性因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损失,从社会政策体系方面构建有利于女性生育的环境,否则只是单纯地放宽生育子女数量和适度延长产假,无法激励女性生育,更无法改变女性生育于自身个体发展方面的不利现状。     

对进口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新认识——兼谈调整我国现行外贸政策的思路

目前,国内就贸易逆差、顺差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进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重新进行了研究,其次,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调整我国现行外贸政策的思路和具体建议:由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转变,进口与出口相协调,外贸政策与外资政策相协调,外贸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构建适度保护的外贸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