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物视角来展现“伤痕”——以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晴朗》为例

文学史上对“伤痕”文学的书写历来是赤裸裸的歇斯底里式的谴责和控诉,以人的所见所感来揭示其给人们身心带来的摧残和伤害。然而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晴朗》则以一条狗的视角来透视“文革”的,以不动声色的笔触,以温情的格调和悲悯情怀来表现作者对人作为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小说中没有以往表现“文革”历史的作品时惯常出现的暴力、血腥场面,而是处处展现人情人性之美,体现了“伤痕”文学的别样书写。     

论杨逵小说的叙事伦理——以《送报伕》为例

杨逵在《送报伕》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时空交叉、对比手法等叙事形式来组织事件、塑造人物,传达自己的伦理思想,叙事成为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作品所秉持的并非纯粹的自由叙事伦理学,而是自由叙事伦理与人民伦理的融合。     

蕴藏于边缘人群的纯朴情怀——迟子建中篇小说《福翩翩》解读

《福翩翩》秉承了迟子建作品的一贯风格,清新、自然、朴素,小说所描述的都是平常百姓日常生活琐事,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读者身边的朋友、熟人,小说言语方式也极具口语化和含蓄等特点。小说的布局、人物、语言等多种因素,无不蕴藏着宁静纯朴的人文情怀,体现了迟子建纯净温暖的审美追求。     

官场小说叙事伦理的建构——以王跃文《国画》为例

“官场小说”更多接续的是通俗文学的资源,但这种运用平民 视角的叙述方式又导致了“官场小说”叙事伦理上的紧张。由于丧失了 过去和未来的维度,《国画》等系列官场小说,着眼于在“1970年代末 期”即改革开放以来官场游戏规则“猎奇式”的揭示,始终无法树立起 正面的人物形象。《国画》中强调的“人”和“人性”,于叙事中被逐 渐发掘,人和官场的关系,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发生互动。     

交错的时间线——论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时间模式

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的是古老的鄂温克族的生存现状与文化变迁的故事。这部小说不仅延续了迟子建温情叙事、民间立场、泛神思想等写作特点,在叙事时间模式的运用上也进行了大胆创新。概言之,迟子建以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为基础,通过对时序、时距、频率等叙事节奏的调整,将鄂温克族漫长的百年历史与短暂的部落搬迁时间呈现在同一层面。同时,作者对长、短两条时间线进行比较,从而增强了叙事张力,营造出阅读的陌生化体验。     

迟子建《白雪乌鸦》人物塑造体现的创作诉求

迟子建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以一百年前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场鼠疫为背景,通过对王春申、翟役生、傅百川、于晴秀等众多傅家甸普通民众在灾难中的生命与情感历程的刻画,作者始终试图用其惯有的温情向我们表达,再大的灾难都无法摧毁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宽容、无私和坚韧一定会战胜阴暗、绝望和脆弱。这样的立场给了我们生的意义和希望。     

死亡的叙事方式及其文学价值——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批评

死亡对于人生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束方式。而死亡作为文学的一种叙事资源并不一定被充分利用。尽管死亡是人类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但文学史上关于死亡的叙事并不多见。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却选择了死亡叙事,让我们领略了死亡叙事的文学价值。     

生态视野下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困惑——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探析

迟子建以她惯有的温情叙述滋养着黑土地文化的写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将生态话语纳入文学书写的维度,为我们展露了现代文明入侵下的鄂温克族民俗文化、生存方式以及生态资源等境况,彰显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遭遇的尴尬、悲哀和无奈。     

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灾难视域中的人性书写——以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为中心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讲述了百年前发生在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一场鼠疫中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作者透过作品中的灾难情境展现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世界,表现了作品穿越时代的生命力量及其映射出的人性光辉.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代背景之下,解读《白雪乌鸦》中的人物典型,关注其中的人性书写,审视人性的复杂性,拷问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探讨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对于思考灾难之下,文学何为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大有裨益.     

中西小说的音乐化叙事及其伦理效应——以《神鸟》和《帕格尼尼》为例

在中外文学史和音乐史上,音乐与文学的结合总是促成二者多方面的变化,音乐元素和音乐手法的渗透,使中西小说艺术风貌更加丰富多姿,增强了伦理蕴涵的多解性和歧义性。在音乐化叙事中,现代中西小说均运用各种音乐手法,但对音乐元素的取舍呈现出不同的偏好。中西小说音乐化叙事的不同趋向是中西文化不同特征的艺术反映。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

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受到《圣经》文本的濡染,构成了小说创作的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叙事模式。他们在创作中,努力摆脱中国古典小说的伦理教诲传统模式,注重人的外部世界的观照与英雄叙事的传统模式;将对人的处境与出路的思考置予重要的位置,注重于人的内在心灵的袒露与展示、平民百姓人生的关注与描写,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伤怀之美——论迟子建小说的诗化倾向

小说的诗化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迟子建一直以自身的创作实践着小说抒情写意的主张。迟子建小说的诗化倾向主要体现在淡化故事、诗化语言、艺术构思等三个方面。     

对大自然的诗意怀想——生态意识与迟子建小说

迟子建并未明确地以生态意识为指导进行生态文学创作,但对大自然的天生敏感与不懈追寻使她小说表现出十足的生态意识。对大自然灵性的体验与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秩序的质疑构成她的生态意识的内涵。她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主题选择等均受这种生态意识的影响,并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文明批判意识。     

《为奴隶的母亲》小说叙事的性别分析——兼及与《生人妻》的比较

<为奴隶的母亲>创作主体的男性身份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本的内在面貌,其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的性别烙印构成文本所负载的丰富信息的一部分,进而影响到小说的形式层面:叙事者对小说人物称谓的差异呈现出一定的性别意识;小说的聚焦者与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着性别上的意识形态关系;叙事者有意隐蔽的声音往往暗含着一定的性别意味.     

传统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创造性重构——彭见明长篇小说《天眼》叙事分析

彭见明长篇小说《天眼》的叙事颇具特色。首先,《天眼》吸纳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方式,这不仅体现在分章回目上,也彰显在故事框架的建构和预述上。其次,《天眼》驻足于民间化叙事立场,叙事呈现出＂乡中人＂的叙述姿态和散漫性、原发性的思维特征。然而,《天眼》又并不属于回归传统的写作或民间化创作,其叙事是对传统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双重超越和创造性重构。     

生命感悟之剪辑下的人与自然——解读迟子建小说《原始风景》中的生态美

迟子建在<原始风景>中以对生命感悟之剪辑下的人与自然的审视为支点,表达作家对自然生态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并在描绘人与白山黑水的自然休戚相关的亲和之美中,凸显出生命烛照下的"原始风景",显露出难能可贵的"绿色"生态意识和谐的生态环境是有生命灵性的自然与人栖居的"绿色之都".     

重视方言小说的研究——以《闽都别记》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小说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但方言小说的研究则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方言小说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如《闽都别记》,便是诞生于福州地区一部重要的民间传奇小说,真实反映了古代当地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但也像其他同类小说一样,关于它的作者、成书情况、版本流传的文献资料等都既匮乏又错讹、矛盾严重,借此可以窥豹一斑地了解方言小说研究目前处于怎样的窘境。希望学术界加以重视,相信假以时日,一定会有可喜的变化和丰厚的回报。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