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

汉简、钱范的纪年中往往有超出了史书所见到的年号长度的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年号变更的通知不能及时到达造成的。     

居延汉简语言文字研究综述——兼论居延简语言文字研究新趋势

"居延汉简"泛指出土于居延地区的所有居延新旧简,居延汉简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70多年以来在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这批简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文章将从字词考释、词汇语法研究的兴起、文字理论系统的探索三个方面,对居延汉简语言文字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兼论居延简语言文字研究的新趋势。     

从出土竹简看中国早期委输算题及其社会背景

考察了睡虎地汉简<算术>和<九章算术>、<张丘建算经>中的委输算题的特点,利用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岳麓书院秦简<数>、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等材料提出推导其术文的复原方案.并用睡虎地秦律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探讨了这类算题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律令中的程.     

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

随着简牍、帛书在全国各地的不断出土 ,简帛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近 30年来 ,大陆及港台发现与整理了敦煌汉简、悬泉置汉简、楼兰和尼雅文书、武威汉简、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甲湾汉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走马楼吴简等 ,出现了一批对汉简帛研究的高水平学术论著 ,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     

国内外学者研究汉简情况综述

我国的汉简,按主要出土地点可分为: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和罗布淖尔汉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组织了所谓“探险队”,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这些汉简就是首先被他们发现、发掘並运到国外的。     

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

对中国书法的草书系统直线发展的传统史观提出不同的见解 ,从书写意识和体势区别提出了划分隶草、章草、今草的界线。根据历史文献和新出土的简牍互相参证 ,证明了“史游创章草”之谬误和“杜操创章草”之可信。而章草之名 ,与后世书家大量以章草书写《急就章》有关 ,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对张怀确见过张芝真迹提出新的考证 ,同时以汉简、墓砖为物证 ,说明了东汉末年张芝能创今草的必然性汉简中存在横势隶草和纵势隶草的两种自然书写状态 ,前者发展为章草 ,后者发展为今草。章草逐渐衰落 ,今草日趋繁荣 ,故有新旧书体之说 ,也由此造成了今草由章草衍变而来的历史错论     

年号探微——兼与史苏苑先生商榷

本文对年号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新看法,认为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史苏苑《年号的起源与变迁》一文有若干可商榷之处。本文认为,年号之始是在汉武帝登基二十几年后而非即位之初;改元之事先秦已有而非西汉方有;帝王改元多有其具体原因及目的而非“政治惯例”;年号出现之后的改元必用新年号而无改元不改号之事;北宋并无“九年一改年号”之事,等等。本文还对年号的择定、年号与纪年等问题作了探讨。     

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复姓辑考

西北屯戍汉简绝大多数是文书性质的简牍，姓名资料非常丰富，是研究汉代姓名学的重要史料。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姓氏以单姓为主，目前所见复姓34个。通过结合秦汉印章、封泥中的复姓资料，对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复姓进行辑考与统计。     

“初始”年号始用时间辨析

关于“初始”年号开始使用的具体日期,史学界有四种不同的意见。通过辨证,“初始”年号开始使用于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十一月廿一日,九天后,就被新莽“始建国”年号所代替。     

我国历代年号之最

年号是我国古代用以纪年的名号。汉武帝以前,一般以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有年数而无年号。最早的年号是西汉武帝定立的“建元”。封建统治者定立年号多取祥瑞之意,通常为二字,但也有三字、四字乃至六字的。字数最多的年号要数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和西夏惠宗的“天赐礼盛国     

也说省年号

也说省年号于思湘省年号又叫标年号，它是以逗号的形式省去纪年数量短语中部分词语的表示纪年的一种新兴标点符号。关于省年号，已有姚汉铭、刘钦荣、谷孝龙、岳方遂四位先生先后撰文，就其产生的历史渊源、最早出现的时间、基本用法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简要的介绍．本文则主...     

谈中国封建帝王的年号

谈中国封建帝王的年号陈国本年号，是我国封建帝王所立以纪年的名称。中国封建社会历二千余年，所用年号７００多个，且有一个年号，几个君主用过；一年之中，多次改元等等情况，可谓数字众多，头绪纷繁。要阅读古书，研究历史，了解封建社会，都必须涉及年号。年号起于何...     

英汉简略词探讨

英语和汉语都有一组特殊的简略词词群，它们以特殊的方式构成，并带有特殊的功能价值。目前，我国对英汉简略词的对比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试图从英汉简略词构成的角度来探讨英汉简略词的构成规律和异同性     

银雀山《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互证

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多从中考查汉简反映的战国时齐国土地制度、粮食产量、法律制度,亦有从词语角度进行研究者。《十三篇》中《王兵》篇的内容分别见于《管子》中《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以《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作比对,考察《管子》版本的流变和乾嘉以来学者研究《管子》的成就,可以发现汉简《王兵》可以校正《管子》版本流传中的讹误,《管子》传世本亦可以帮助银雀山汉简的释读。     

也谈古代的帝王年号

帝王年号自汉武帝创始后,为历来各种性质的政权所沿用,直到上世纪初才被废止。人们用它记录历史,书写文献,传承文化。在沿用过程中,帝王年号形成了一些独特制度,如新君即位必改元改号,一帝在位期间可根据需要数度改号,可采用三字、四字、六字的别调年号,亦不须避忌前人用过的年号等,总之其权皆操于当政者之手。甚至还可一年数号。这些制度到明清时方才一变。帝王年号是王权专制性的反映,也积淀了历史文化信息,应多加关注。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1 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劳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领域 ,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 ,而且在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屯田、赋税及烽火制度研究 ,以及考察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 ,诸如烽燧、官制、戍卒等方面 ,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浅谈武则天改元

<正>武则天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她实际掌权的五十年(公元655—704年)间,用的年号竟达33个!历史上的年号始于汉武帝,在汉朝,几乎所有的皇帝的年号都在两个以上,至晋惠帝司马衷,年号有11个。到明清,绝大多数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可见,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频频改元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西北汉简所见“施刑”探微

西北汉简中有一种人的身份称"施刑",与史书中出现的"弛刑"相对应,他们是经皇上诏书恩准后的一种囚徒。前贤已有的研究受资料所限仍存在一些不完整的认识,得助于金关汉简和悬泉汉简资料的补充,有关"施刑"的来由、征发派遣、使用管理和回归故里等一系列"来龙去脉"的环节就很清楚了。金关汉简中记录了"施刑"屯作居延有"一日当二日"的优待,且服役期满后者还可以归原籍。     

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

<正> 几年前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对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先后撰成《北凉缘禾年号考》(以下简称“缘禾考”)、《前凉年号新考辨》(简称“考辨”)、《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之探讨》(简称“探讨”)、《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及其说明的历史问题》(简称“卖驼契”)以及《新发现的高昌王阚首归和麹嘉年号考》等文。这些文字引起了国际国内     

有些封建帝王为什么不建年号

我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一般都采用年号纪年,但有几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是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在汉武帝以前,国君即位只采用王号纪年,不建年号,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汉王元年。第二种是出于“奉正朔”或重前代帝王的原因,不另建年。如五代时期的吴越,先后梁、、晋、汉、周、宋的年号;后周的代皇帝,都采用“显德”这个年,也不改元。第三种是借助盛世帝王的威震慑百姓,袭用旧年号。第四种是帝王在位时期短,来不及建立新年号。第五种是有个别朝代搞复,恢复周代不建年号而采用王纪年的办法。王号纪年比年号更方便一,但西汉以后,封建帝王们出于治需要,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