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官吏制度管窥

元代江西官吏制度管窥袁志筱元代官吏制度，由于民族、文化等诸方面原因，与历朝有所不同。元地方政权实行台、省、院三足鼎立。辖江西的台、省、院分别是：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的派出机构，除监督江西地方行政外，还监察浙江、湖南两省的地方行政...     

元代判例制度初探——以“断例”为视角的研究

判例是司法活动的产物,在东西方司法实践中,判例制度不断演进反映的是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族特性。元代因其少数民族政权特性,判例制度更具有特色。元代习惯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法律与习惯之间的博弈始终贯穿始终,在与中原法制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判例所起的作用超过了成文法本身。立足元代“断例”,从与之相关联的条画、条格入手,深入分析蒙元判例的产生与适用,在其判例形成和方法技艺中找寻最适合民族习惯和成文法融合的节点,可以展现传统社会判例制度之深刻内涵。     

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

军镇制度之不始于北魏,前人早有察觉。唐长孺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后秦的镇户和赫连勃勃的军镇,并指出:“赫连勃勃的军镇制度又遗留到北魏,薄骨律、高平、沃野诸镇只是因袭旧制,后人考证北魏边镇创置之始及其制度,这一点是常常被忽     

西汉的郎官及其在治理西域中的作用

郎官本为宫廷近侍,“掌宫廷殿掖门户”。西汉政权为巩固皇权,加强对各级官吏的控制,因袭秦制,进一步发展了郎官制度,大大扩充郎官人数,建立起庞大的郎官体系。郎官的职能也扩大到“论议”、“宾赞受事”、“执兵送从”等,许多郎官还往来于周边民族之间,直接参与处理边疆军政大事,对西汉政府维护和加强边疆地区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本文拟就西汉的郎官制度及其在统一、治理西域中的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

清雍正年间在上家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是上家族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士家族地区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特点、社会作用谈点粗浅的认识。一、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元代统治者建立全国政权以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遂对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治理。元代在宋代羁糜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上司制度，以此来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此时，土家族地区设立了许多军民长官司。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有…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可以分成主奴关系和普通的尊卑关系两种类型。元代以前的君主官僚制社会中 ,由于官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名义上无限至上的君权在行使中受到很大限制 ,君臣之间形成一般的尊卑关系 ,没有主奴意识。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 ,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 ;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 ,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 ,传统中限制君权的诸多政治运作 ,如封驳制度、执奏制度等 ,在元代被大量破坏或不克施行 ,官员也难再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和自觉。当然 ,元代以前 ,君臣之间的尊卑反差一直在缓慢地扩大 ,元代则使其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明、清两代继承     

试论白朴拒仕元朝之因

著名的元代戏曲家白朴,生活在金元交替、元灭南宋一统中国的时代。这期间,蒙元统治者中止了科举,但却采取了举贤荐能的措施。中统二年(1261)五月,进拜中书右丞相的河南等路宣抚使兼江淮经略使史天泽,荐举白朴出仕蒙古政权,而白朴“再三逊谢” (王博文《天籁集序》)。元代一统之后,白朴徙家金陵,江南行台监察师巨源又推荐他出仕元朝,他以晋代嵇康给山涛的绝交书为由,婉言回绝,说“有绝交书在,细与君看!”(见《天籁集》)那么,白朴为什么拒不出仕蒙元?这是历来评论家十分关注而看法又颇为纷歧的问题。澄清这一问题,对于分析白朴的思想和研究他的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简论晚清海关制度的双重性

以总税务司为核心的洋关制度和以海关监督为核心的常关制度并存,是晚清海关税政的重要特征之一。常洋海关并立的双重体制,既带有某些近代性因素,又具有传统因袭性,是晚清政府为应对西方强力突入、中央集权财政体制渐趋瓦解的双重压力进行制度调适的产物。     

清代河运向海运的转变

漕运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保证官吏俸饷,宫廷糜耗以及巨额军粮等需要,凭借其政权力量,将从农民手中征收的漕粮进行转输的一种方式。漕运制度,秦汉时即已产生,开始有陆运、河运,以后又有海运这一运输形式。其中河运行之最久,海运盛行于元代及明初。明永乐后,会通河开,仍行河运。清承明制,在前期几乎全行河运,但至嘉道以后,便开始了河运向海运的转变。     

论孙中山的文化思想

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孙中山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经过他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不泥古的提炼和改造,使其传统文化观与民族振兴、三民主义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他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主张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借鉴外国文化的长处而不照抄照搬;他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方面,形成了善于从因袭传统文化、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断取得创获等与时代发展相顺应的文化思想。     

高校党权、政权、学术权的逻辑及其治理结构

中国语境下讨论高校权力治理结构,首先要厘清高校党权、政权、学术权的边界、内在逻辑及其治理结构。党权是高校的政治责任主体,对政权、学术权具有监督职能;政权是党权、学术权、行政事务的执行机构;学术权独立于党权和行政权,又受到党权、行政权的监督。在依法治校、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法治国家理念下,要加强党权、政权与学术权的制衡与监督,其治理结构需要透过高校章程的制定、高校信息公开、正当法律程序等,依法保障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实现。     

试论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其作用

元代在全国广置驿传,云南也不例外。元代在云南推行的驿传制度,与内地基本一致,而又有其特点。研究云南的驿传,有助于全面了解元朝的驿传制度和元代的云南社会情况。 一、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 元代在云南设置的驿传,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分布广泛,规模庞大。元朝在云南行省西部边疆、南部边疆以东,以北地区(包括今云南大部、贵州西部和四川凉山地区),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驿道网络。驿道网络以省治中庆(今昆明)为中心,以大理、威楚(今云南楚雄)、建昌(今四川西昌)、乌蒙(今云南昭通)、曲靖、临安(今云南通海)、车里(今云南景洪)、永昌(今云南保山)、丽江等重要路、府所在地为枢纽,通向四面八方。在云南行省西部、南部边疆地区,也有驿道经过而通向今缅甸、越南等国。设置驿站之     

辽金元教坊制度源流考

辽、金、元是由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分别建立的政权,三朝政权中又都建置了教坊这一戏剧乐舞机构.从制度上说,这是对汉族政权的模仿.本文在叙述三朝教坊制度渊源流变轨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三朝教坊在具体设置和职能方面与汉政权教坊的异同,从而展示出三个不同民族对汉人制度及文化艺术的吸收与改造,也展示出三个民族之间在历史制度传承上的一些关系.     

从草原到中原：蒙元历史变迁中的不兰奚制度

不兰奚制度指元代对散落无主的人、畜和其他各种遗失物即所谓“不兰奚”的管理制度,滥觞于早期蒙古历史中的相关习俗和习惯法,并随着蒙古国家的建立而逐渐形成.从大蒙古国到元朝,蒙元国家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转向中原汉地,不兰奚制度一方面在更广阔的疆域内得到施行,一方面也适应新的情况而不断改革和完善.随着以阑遗监为核心的管理机构的建立和一系列管理规范的制订,元代的不兰奚制度最终确立,不仅在保护失主所有权方面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更多的拥有了社会保障的功能.不兰奚制度在从草原推广到中原的过程中与汉法相互耦合,具有“蒙汉杂糅”的双重性格,是蒙元国家建构中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元代统治之一斑.     

元代宫廷服饰制度形成的经济因素

元代宫廷服饰制度的形成除了有政治推动力以外,还需具备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元代官手工业、商业、朝贡贸易等的发展,科差岁课赋税制度的推行,为元代宫廷服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宋代知县、县令监察制度述论

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中,县级政权具有基石的作用,而县级政权的正常运转又离不开健全的县级监察制度。通过监察,统治者可以更好地控制县官,并得到民心。宋代统治者对县级政权建立了多渠道严密的监察制度体系,从制度上制约县级长官权力的行使。县级监察制度具有严密性、针对性和限制性等特点,它对今天的县级政权建设不无参考价值。但宋代县级监察制度也有明显的不足和教训,也值得我们今天引以为戒。     

史料翔实的元代佛教研究——《中国佛教史:元代》读后

元代佛教,是指“元世祖忽必烈登基至元顺帝妥兲?睦儿退出大都这百余年间佛教在全国范围传播发展的史实。”①这百余年间的佛教上承宋代、下接明代,构成了中国佛教史篇章中的重要一页。在元代蒙古政权的统治下,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态势。特别是藏传佛教,在元代     

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建构与发展--对农村基层政权改革进路的一点思考

人民公社制度是建国后第一个完整的农村基层政权架构,但人民公社体制在维护了新生政权稳定的同时,却使农村的活力和生命力逐步趋向消亡.替代人民公社制度的"乡政村治"模式是内在地适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又一次有益尝试,但由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原因,使农村基层政权又一次面临困境.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构建只有置于中国当下正在全力推进现代化这一现实背景下来讨论,才能获得生命力.     

论蒙汉文化交融对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影响——以泰不华汉文诗用典为例

泰不华是元代中后期有代表性的蒙古族诗人,他深受汉文化影响,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汉文诗,这些诗歌重视用典,善于用典,表现出很强的汉文化因素。他的汉文诗折射出元代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时代特征。     

“轻罪过”与“重罪过”:元代的诉讼分类与司法秩序

元代刑名与婚田钱债等诉讼有着明显区别,但二者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更多是统一在公权裁决下的轻重、大小之别,即所谓的"轻罪过"与"重罪过"。相应的,元代司法制度中不同案件的诉讼程序亦没有严格区分,而是在某些环节有所差异,以及在审级制度下形成的"自理"与"奏报"的潜在分离。但在地方官员的司法实践中,不同诉讼案件又展现出相比制度设计更为明显的差异。从制度设计到现实司法秩序,元代的诉讼分类展现出十分复杂的图景,同时对明清时期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