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王明“左”倾富农政策的抵制和斗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否定和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极力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在遭到排挤和打击的困难情况下,仍坚持从实际出发,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进行了艰难复杂的斗争。     

批判与反思后的流变和敛缩——“五四”文坛感伤情调的历史走向

“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标记，以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为中心向整个文坛弥漫开来，并在风行一时之后，因其滥情倾向而受到新月派为主的批判；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则发展了一种浪漫的“革命感伤”，并最终受到革命阵营的批判而走向敛缩。创造社在时代感召下和深刻反思后也以积极态度告别个人感伤，走向了革命的欢呼。     

“仁爱”的画皮 刽子手的咀脸

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的孔子,是剥削阶级“人性论”的贩卖者。孔子,作为奴隶主的忠实代表,眼见奴隶大批逃亡,奴隶起义蓬勃发展,新兴的封建地主势力开始抬头,使奴隶制风雨飘摇、日趋崩溃,他感到惊恐万状。他深深懂得,单靠皮鞭和屠刀,镇压不了奴隶们的反抗,阻挡不住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也挽     

关于苏联“国民经济走向崩溃”原因的考察与思考——与操国胜先生商榷

作者对《略论社会主义创新的基本原则》一文 ,关于戈尔巴乔夫执行“5 0 0天计划” ,实行私有化导致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观点进行商榷 ,认为这一看法与史实不符 ,私有化与苏联国民经济最后走向崩溃没有必然联系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工商食官”解体说献疑

“工商食官”解体说,早在四十年代初就为钱穆先生所提出。他认为,“春秋时期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之自由营业。”战国时“封建贵族渐渐崩溃,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①其后,郭老在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中进一步引申说:“古代重要的工商业,都和农业一样,是官家经营的。……春秋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度逐渐建立,国家政权逐渐转移到地主手里,工商业也就逐渐离开了官家的豢养,而成为私人     

斥“五分加绵羊”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四人帮”反党集团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极力对抗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疯狂破坏教育革命。他们到处叫嚷:“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精     

作为文化形式的“人间佛教”

中国佛教文化历来皆有较突出的时代性,随顺世道,应机设教,在契应社会的变迁中而获得发展。从东晋道安的“僧民轨范”、唐代百丈怀海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到近代太虚和尚的“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以及建国后佛教界倡明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辆教”,中国佛教在突破、改造印度佛教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人类的文化倾向。尽管中国佛教有许多宗派,但在这一点上达到了基本的认同。这便是佛教文化所能呈现的强大生命力。     

反革命的政治骗局——评张春桥的“兴趣”

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张春桥说:“我的兴趣在领导权……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粗略看去,似乎他那反革命的政治生涯,全然出于个人兴趣。其实不然。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张春桥的政治“兴趣”,只能直接见之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益和要求,而决非个人癖好。这种“兴趣”所致,在理论上表现为一连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欺骗。     

从“精神分析”到“英雄牌”痒痒挠——姜文“后革命”电影中的英雄叙事

分析导演姜文“后革命”电影《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的英雄叙事模式。虽皆讲述“英雄”,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相关,但两部电影的主旨并不在“主义”和“革命必胜”的宣传,而是在革命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下的“非正典叙事”。《鬼子来了》着力于“后革命”的民族文化反思,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日本耻感文化对中国封闭的农民意识的威胁;而《让子弹飞》激动的却是一种男性的英雄原欲,其影视剧改编则是消费主义背景下的“乌托邦游戏”。     

"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从《国家与社会革命》谈起

茜达·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是西方“革命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书。该书认为在法、俄、中三国革命中,对外战争失败导致革命;区别“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标准是有没有农民造反,革命的目的是“创建国家”。斯科克波尔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转型的需要;农民问题也不能作为判断“社会革命”的惟一标准;至于是革命推翻了旧国家还是旧国家的崩溃才引发了革命,显然是前者。     

论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是“政治革命”的挡路石;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却发挥了那些“革命巨人”所未能发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1902年前后他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思想,就是起了这种作用的。     

高校学科建设由“技能”向“智能”模式的历史性转变

本世纪的高校学科设置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其建设推动了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后工业社会又推动着学科建设由细分走向综合,适应着知识经济的生长;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便打破了工业社会的部门与行业划分,预示着劳动和价值创造形式的历史变革,对学科建设提出了跨世纪变革的历史使命。学科建设作为形成第一生产力和人才培养的社会组织形式,回顾历史——科技革命和社会进步中隐含着一抹反人类的异化色彩;评判现状——“泡沫知识”的学科知识结构和“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适应不了新科技革命下的科技进步和市场对全面发展的创造性人才的需求;展望未来——“知识创新”的学科知识结构和“智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全面变革的基本取向。     

辩证法的威力——读《“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于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最初发表在《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后来由鲁迅收入“比较锋利”的《二心集》中.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新月派”看到封建法西斯王朝的建立,蒋介石一时得势嚣张,便立即改换门庭,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办了《新月》这一反动刊物,积极充当新军阀蒋介石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新月派”的干将梁实秋,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号的《新月》上抛出了《文学与革命》一文,竭力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艺术至上论”公开断言:“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并露骨地诬蔑工农群众和颂扬人民公敌蒋     

評《光复会性質探討》一文

一、上期学报刊載了罗耀九先生的《光复会性質探討》一文,文章中对光复会性質問題提出了个人的見解。罗先生認为“光复会是一个地主士紳領導的反滿革命組織”。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它曾經对革命事業作出重大的貢獻。但是与孙中山領導的同盟会的革命目的相反。光复会領導人并沒有抱着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理想而進行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斗爭,“他們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从     

论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是“政治革命”的挡路石;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却发挥了那些“革命巨人”所未能发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1902年前后他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思想,就是起了这种作用的。(一)“道德革命”思想的提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并没有象他的老师那样,一头扎进“保教”的牛角尖里再也不肯出来,而是在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探索。众所周知,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所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几个圣主贤相、大人君子。1898年梁氏流亡海外后,鉴于变法运动因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而失败的沉痛教训,开始看     

决不让“海外孤儿”的悲剧重演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说“好得很”,“今非昔比”。而林彪反党集团站在地主资产阶 级的立场上,却说“糟得很”,“今不如昔”。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 我是印尼归侨,在那里出生,七岁时曾经回国一次,后来由于家庭生活所迫,又不得不远离家乡出国。我经历过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社会,还亲身感受到新、旧中国两个时代侨胞     

毛泽东的“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探讨

“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不仅是辩证逻辑的基本方法,也是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生涯中,他成功地运用“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综合—分析—综     

章太炎的近代祛魅与价值理性——从“自然”、“人性”到人的道德“自立”

在章太炎变化复杂的思想中,有一条类似于现代“祛魅”的用“自然”和“唯识”拒绝、颠覆东西方各种“超自然”实体的理性主线.这条理性主线并没有走向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是迈向了“价值理性”之路,为获得革命的主体而首先进行的主体道德建构之路,人从“超自然”中、从自然性和非自性中解放出来的独立、自立之路.     

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

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革命者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提倡白话文为革命起点,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这场革命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工具性作用,使得语言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胡适、陈独秀等革命者的话语暴力推动了革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语言暴力在革命中逐渐走向极端化、激进化,给革命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其间虽有学衡派制衡的努力,但终究难以扭转这一趋势.探讨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不仅能够揭示语言在革命语境下的暴力属性,更可以从语言暴力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