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传统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胶州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当地的秧歌、茂腔、剪纸和八角鼓等艺术形式,起源于生活,扎根于民众,寄托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其中,秧歌和茂腔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和八角鼓等为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当地文化的载体,胶州方言在语音、语调、词汇和语法上与普通话相比有诸多不同之处,其歇后语和谚语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性格特点和幽默感。本文在总结胶州特色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保护与传承措施。     

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

一部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史,既是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也是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自我完善和发展史。建国以来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赋予了西藏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特别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同时成为西藏地方立法的主体。西藏地方立法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而产生,随国家立法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而推进。西藏地方立法遵循我国一般地方立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即立法统一、从西藏自治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民主立法、立法法制化等,并从根本意义上实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而历史的结合。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历史经验。而且,其制度化、法制化越深入和广泛,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就越充满生机和活力,并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     

当代国际艺术实践中民族志方法的利用及新动向

民族志探究的反思性和重新界定参与体现于当代视觉艺术运动中。当代国际艺术实践中民族志方法的利用既能通向有趣的协作类型,也易导致民族志的单纯审美化。当代艺术和媒体实践强调参与和协作,协作动态能使研究者与艺术家一起嵌入为记录和呈现协作过程的技术开发。通过线上和移动媒体的记录能为艺术家和公众提供以不同方式参与和反思的机会。当代艺术实践中使用民族志方法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要理解地方和在场如何能以不同方式缠绕和重叠。艺术与变成一套多价值跨学科方法和概念框架的民族志日益密切,分析二者的交叉有价值。批判反思在艺术和民族志中均发挥作用。艺术实践中民族志的利用新近转向跨国、跨文化、跨学科协作,跨线、跨场域、跨时空共同在场,非中心化话语,多元化参与视角、形式,以及多维度阐释,因而可能为全球艺术发展提供更大洞察力和严谨性。     

文化适应: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在文化交往、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问题日益突出,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界定文化适应的概念和结构,提出了各自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测量方法,但在概念界定、测量的理论框架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文章认为,从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出发,整合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将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两大研究范式结合起来,重视文化适应的纵向研究和应用研究,是今后可能的研究取向。     

探究文化自信下大学生美育建构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和不懈奋斗。中国人民有底气搞好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有信心做好一切事情,这种信心来自对道路的自信、理论的自信、制度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和践行,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和持续性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大学生需要具备综合素质、专业技能和道德情操,而美育的建构能够增加大学生的知识底蕴,能够健全大学生的审美能力,能够促进大学生自由和全面地发展。因此我们要在文化自信下建构大学生的美育。     

试论回族的婚姻伦理观及其近代变革

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精神的伊斯兰教的婚姻伦理观,是指导穆斯林婚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伊斯兰教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回族的婚姻伦理观受伊斯兰教的直接影响和中国儒教的间接融合,呈现丰富多彩的内容和价值。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回族的婚姻伦理观也在发生着变迁,逐渐趋于成熟和理性。     

民族政治的核心范畴:民族权力与民族权利——本栏导读

正权力无疑是政治学最为核心的范畴,它意味着支配、控制和决定的能力。在权力、利益和资源的三维关系中,权力居于中心地位,利益是权力的目的,资源是权力的条件和目标。推及至民族政治学科,民族权力是获取和维护民族利益的保障,是拥有和支配各种资源的前提。因而,民族权力是民族政治哲学探讨的焦点,民族权力的角逐和     

论根敦群培的历史功绩和精神遗产

本文通过描述根敦群培的点滴轶事,追忆和介绍了他的生活和个性。这样的生活和个性,加上他聪慧的天资和开阔的视野,以及孜孜不倦的学习和思索,成就了一代学术大师。文章就他的启蒙思想和学术成果以及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进行了全面、精辟的阐述。     

近代我国门巴族、珞巴族的反侵略斗争

门巴族和珞巴族是世代生活于西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近代以来,门巴族和珞巴族人民与殖民主义扩张势力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门巴族和珞巴族人民的反抗侵略的斗争史,无疑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分析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记载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发展。民俗博物馆建设作为传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基于此,本文旨在简单介绍民俗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和功能,提出现阶段民俗博物馆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展的困境,从而进一步提出促进民俗博物馆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促进文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黑暗里的光明与光明里的黑暗(下)——诗人朱湘与顾城的比较

作为诗人的朱湘和顾城,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过各自独特的贡献。从憧憬自由、向往光明,到痛苦幻灭、颓丧自沉,朱湘走着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而从天真童趣的童话诗人走到灰色的死亡诗人,顾城的灵魂在光明里堕入了永远的黑暗。     

黑暗里的光明与光明里的黑暗(上)——诗人朱湘与顾城的比较

诗人朱湘和顾城之死,在中国新诗史上震动较大,曾经是评论界关注的两个热点。作为纯粹诗人和童话诗人对艺术的追求和执著,朱湘与顾城有相似之处,而他们之间的差别又是相当明显朱湘把生命的意义沉醉在诗歌创作中,至于顾城,却将生活等同于诗歌。朱湘和顾城都是十分相信艺术功能的诗人,而他们的艺术世界又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诗歌之于朱湘,是梦想的港湾,精神的支柱,希望的寄托。而顾城,却因他对“个人主体”的沉迷和对自然的发现,力图营造一个脱离现实的幻型大厦。     

简述海西蒙古族饮食文化的演变和特点

本文从青海蒙古族饮食文化着手,对海西蒙古族肉食文化、乳食文化、面食文化的演变和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海西蒙古族饮食文化的结构及其文化内涵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将成为蒙古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壮族与越南侬族的民族关系与交流

侬族来自广西的壮族地区.壮族与侬族的文化在诸多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壮族的汉化在进行,而由于受国境划分,中国王朝和汉族的影响没有直接波及侬族,因此侬族保留了更古老的习俗.尽管受国境划分,但两者间往来还持续着.虽然民族政策渗透而人们受国家的制约,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未必意识到国家,他们的生活圈很容易超越带有政治色彩的国境线.这种在人的生活世界中产生的国境的意义的问题,今后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西部民族高校教风学风建设之我见

文章阐述了西部高校教风学风建设应突出民族大团结,奋发图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特色,并提出了若干加强教风学风建设的对策措施。     

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对策研究

随着乡村“过疏化”蔓延,我国传统村落正在急剧消失。为应对这一危机,2012年国家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护工程。黔东南作为我国传统村落分布最密集、保存最完整、最具民族特色的地区,虽然对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已成共识,但在实现路径上地方政府与村民仍存分歧。黔东南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利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要尊重村民生产生活需求;二要尊重传统村落生成规律;三要保持传统村落的完整性;四要保持传统村落的真实性;五要保持传统村落的延续性;六要挖掘传统村落的典型性。同时,应积极落实国家项目;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加强传统村落日常管理;着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发展“农文旅”特色经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繁荣。此时期的河南道以五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初期发展和繁荣两个发展过程,并在当时中西、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渝东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探析

渝东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老少边穷地区,但是其自然风景优美,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分布较多,土家苗族文化风情异彩纷呈,应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生态旅游产品,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产业,加快实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因此,本文分析了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的条件、优势、存在问题,进而提出渝东南民族贫困地区文化旅游开发的思路和对策。     

从音韵现象看桂北平话和湘南、粤北土话的形成

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考察桂北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一致性的音韵特点,并探讨这些相同点的形成原因及其时间,最后指出:桂北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是不同时期汉族移民历史沉淀以及同当地土著民族互相影响的结果,至宋代已经基本形成.     

The Secular and the Religious in the Management of Islam in Singapo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ingaporean model of “secularism” and its impac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minority Muslim community in Singapore. While the Singaporean state defines itself as secular, its policies do not depict a strict dichotomy between religion and stat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obscure nature of secularism in Singapore has led to tensions on several issu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uslim community due to differing perceptions of what Singaporean secularism mean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concept of secularism as defined by the Singaporean state and examine the historical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provision of special rights to Muslims in Singapore. The paper will then analyse the legal positions of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 of Singapore (Majlis Ugama Islam Singapura, MUIS) and the Syariah court which are tasked with managing Islamic affairs in Singapore. Lastly, the paper will analyse how the unique definition of secularism in Singapore led to tens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uslim community. These cases included the headscarf controversy that erupted in 2002 and 2013, the madrasah controversy in 1999, foreign policy issues and terrorism. The paper concludes by drawing a trajectory of the futur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Muslim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