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是消灭公司并入存续或新设公司取得消灭公司的财产,概括继承消灭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对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以债务人公司财产减少说为其理论基础。对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范围界定和保护的程序设计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至关重要。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应当适度注意公司利益和债权人利益平衡,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此规定不够。现实中诚信原则的普遍缺失,国家现行政策对债权人的保护亦不平等,需通过公司法的修改予以完善。     

试述《公司法》对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早在中世纪的商事习惯法中 ,就规定了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商事交往原则。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 ,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保护社会正常交易的安全 ,就是保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对公司而言 ,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保护与公司进行正常业务往来的个人和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司发展的历史证明 ,随着有限责任制度的出现 ,对与公司交往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就成为维护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对微观经济生活的介入和干预 ,现代公司法尤其注重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公众合…     

西方国家公司治理机制的比较与评析——以美、日、德三种典型模式为例

由于历史、文化、价值观念、法律基础等因素的不同 ,西方国家之间的公司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以美、日、德三种典型模式为例 ,以公司所有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优劣的评价标准的差异为基础 ,从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分配、公司激励与约束等方面对西方国家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与评析 ,最后对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提出了原则性设想。     

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法的重构

公司治理和公司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公司决策制定的规则和保护决策制定机制的有效运转,以最大化公司价值和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特定的历史、文化、市场和法律条件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简单地将一种公司治理模式移植到任何其他地方都将是不明智的.转型经济国家公司法的构建需要在保护投资者与经理人员为公司价值最大化和社会福利工作时进行职业判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国际投资领域法人外交保护的特别问题

在国际投资领域,由于法人国籍国和法人的股东国籍国往往不是同一个国家,因此,法人的外交保护问题一般来说更为复杂.考虑到外交保护中公司国籍的确定标准和公司的持续国籍等问题,结合典型案例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对股东的保护主要由公司国籍国行使,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由股东国籍国行使.     

公司分立中债权人保护问题探索

公司分立属于公司组织体发生变化 ,不能使用民法中的手段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分立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原则是平衡债权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债权保护程序与公司分立的便利和效率。公司分立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可分为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     

浅析公司瑕疵设立的效力

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与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对存有设立瑕疵的公司人格采取的法律态度有很大差异,这是出于对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的偏重不同。尽管两大法系关于公司瑕疵设立的相关制度内容不同,但各立法主义实质上对公司瑕疵设立的效力趋同于肯定。     

公司分立中债权人保护问题探索

公司分立属于公司组织体发生变化,不能使用民法中的手段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分立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原则是平衡债权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债权保护程序与公司分立的便利和效率.公司分立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可分为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     

创新、生产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进步产生了显著影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直接的影响,而创新、研发、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开放度等则是通过影响生产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间接的影响。不论是用研发资本存量代表的创新,还是用专利申请数量代表的创新,对高中低收入国家的生产率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人力资本、开放度等指标也对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比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大,贸易开放度对所有的国家都有显著影响,而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对生产率没有直接的影响,这可能源于法律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一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有一定的差异。     

基于主体理性的公司治理模式选择

公司治理是一系列影响因素共同起作用、相互妥协的结果,这种结果最终体现在公司治理制度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表现为公司治理的不同模式以及相同模式下不同公司的具体实践结果差异上。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所有者理性、管理者理性以及立法理性中不同表现的组合,以及对所有者理性而不是投资者理性的保护。     

从产权视角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

文章从产权理论中的监督成本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很多情况下,高层管理者直接来自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在现金股利分配上存在的分歧。由于目前我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的法律不健全以及中小股东对公司决策上自我权利保护的缺失,导致了中小股东对高层管理者（尤其是具有控股权和公司管理权的股东）在股利分配政策决策方面的监督成本十分高昂。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而且中小股东自己也要提高在公司中参与决策和积极性和管理意识。     

强制治理向自主治理演进的选择依赖——公司治理契约执行机制演进中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保护投资者权益是公司治理契约的核心问题.投资者关系管理是维系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准租金创造与分配的公司治理契约的执行机制.公司治理作为界定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并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的契约,其执行机制是,沿着由私人自我执行、第三方中介私人执行到国家法律强制执行再到公司自主执行的路径不断演进,其演进机理是,基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息权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司治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论外交保护中的求偿权与受益权

外交保护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对我国意义重大。作为外交保护的前提条件,国际法要求自然人和法人持续拥有保护国国籍。在此条件下,如果在正式提出求偿之前,自然人逝世或者公司由于损害的原因而不复存在,那么他们的求偿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移。相比自然人,公司的求偿权转移更复杂,还要涉及公司不复存在后外交保护国的确定、导致外交保护国变化的权利转移等其他问题。与求偿权相关的是受益权的确定与转移问题,两个问题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此外,保险公司代位求偿的问题也具有特殊性。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东道国特征与行业差异

文章运用来自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1991-2005年间流入中国的FDI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FDI规模和FDI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FDI的影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政策、地理距离和基础设施状况等东道国特征的制约.不同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技术密集型行业FDI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程度最敏感,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最小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吸引更多的技术密集型FDI,进而可以提高我国吸引FDI的质量.     

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风险控制

跨国并购中公司间的国家差异使得公司有能力把经营转移到最低成本的国家,并增强了公司处理市场变革或者政府方针变革的能力,也提高了公司对其他国家文化相关的优势进行学习与适应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进行海外的并购活动,在此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风险,需要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加以规避.     

国际专利保护对中国专利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对国外专利保护对中国专利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与中等模仿能力和弱模仿能力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外专利保护会通过市场扩张效应,提高中国专利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而在与强模仿能力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外专利保护对中国专利敏感型商品出口没有显著影响。随着中国专利技术含量的提高,国外专利保护对中国专利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的统计显著性日益提高;与TRIPS协议签订之前相比,协议签订后,国外专利保护对中国专利密集型商品的效应有着显著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在商品水平上呈现较大差异。     

公司法全球化:趋同与差异之间

公司法的全球化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公司法律和制度的趋同。公司法的趋同是一个持续贯穿公司法发展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互相借鉴和移植公司形式以及公司法律。虽然这种趋同主要是受效率的驱动,但是追随潮流、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利益寻租也会导致这种趋同出现无效率。各国公司法趋同的同时也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有时也是有效率的。对于我国而言,借鉴他国公司法是必要的,但需找到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和规则。     

民族非物质文化的大学传承与发展——以侗族大歌为例

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护之间由于文化信念、文化自觉的差异而难以协调,基础教育保护又由于高考指挥棒压力使得民族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将民族非物质文化从民间推向大学的象牙塔是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调和方式,在侗族大歌的大学传承实践中,实现了民族文化和区域大学共生共荣的互动发展和完美统一.     

论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

如何在公司法中规定债权人的保护制度一直是各国公司法十分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关系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问题,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市场交易秩序和市场信用的问题。公司的有限责任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石。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应当始于公司设立之际,贯穿于公司营运之中,终于公司清算结束之时。只有设计出一套对公司债权人权益保护行之有效的制度,才能使我国的公司法制臻于完善     

论虚报注册资本罪违法性评价标准的改变

修订后的《公司法》将公司注册资本一次性足额缴纳制度改变为分期缴纳制度,引起公司设立时虚报注册资本行为违法性评价标准的改变。注册资本形成制度的改变也改变了《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虚报注册资本罪社会危害性评价标准,如果不及时修订《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和相关的追诉标准,无法实现国家对市场主体管理秩序行为的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