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西文化的根与源

从地理学的角度,根据构成湘西的客观要素,对湘西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与此同时,还从组成湘西这个客观世界的基本要素出发,对整个湘西在地理上的基本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构成湘西文化的客观物质世界中,探索了湘西文化形成的根与源,并以现存的文献史料和在湘西出土的大量新、旧石器时期文物以及残存下来的遗迹作证据,客观地论述了湘西文化的根在山,其源在水。     

“仁”、“乐”的会通与疏离——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的冲突和建构

仁（道德）与乐（艺术）在其极致处必然会通为本体的“乐”境,是徐复观对儒学艺术精神的基本体认。而他对儒学艺术精神转化与没落的判断,又表明他在事实层面承认了仁、乐关系的疏离。仁、乐关系在本体层面与经验层面的断裂与冲突,源自儒学理想与历史现实的长期冲突,也源自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与其所欲规导的多元现代艺术之间的冲突。儒学艺术精神作为一个开放的、生成的过程,正在此冲突中不断建构。     

清贫朴实的生与死——墨家节用、节葬对当今环境、生态的启发

墨家主张“兼爱兴利”,但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天下凋敝,民不聊生,何来之“利”？其一得抿除战争(除害),故主张“非攻”,其二乃开展民生方面的节流,故提出“节用”“节葬”,主张“崇俭去奢”。当今全球文明地区无不积极推展绿色科技,然而,如果无法有效消弭破坏源(除害),又如何可能真正兴利？本文即欲由墨家“节用”“节葬”的论点及当今时代的具体作为,省思当今“人口”“劳动力”“殡葬”等相关问题,寻得解决之道。关于“节用”方面,除了衣、食、住、行的俭约外,提出“人口”和“劳动力”之问题。关于“人口”,在于如何藉由各个方面的节度以达致人口的增长,今之人口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平衡；而关于“劳动力”,则在于如何付诸劳力以展现最大效益。在“节葬”方面,主要在于“仁者之为天下度”以及“孝子之为亲度”两原则下的思考,在寸土寸金的今天,“厚葬久丧”则主要在于土葬对土地资源的消耗,现在虽有朝向火葬后存放灵骨塔之趋势,但强调人文自然关怀的自然葬法是否更符合殡葬的意义以及当今的现况？     

《传奇》的回旋叙事与张爱玲的反线性发展观

意象、代际与色彩这三重回旋共同构成了张爱玲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的回旋叙事。意象回旋将时间体验空间化,既支撑起了叙事空间,又使日常生活替代革命而成为永恒的时代主题,传达了反线性的时间观。张爱玲不仅从时间观上反抗线性发展观,更借助代际回旋将其抵制行为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之上。代际回旋着眼于代际之间的命运问题,揭示了命运的循环相生,宣告了反种族进化观立场。然而,反线性发展观并非张爱玲回旋叙事的终点,而是通向个人价值的桥梁。色彩回旋彰显了这一特质,红色系回旋与前进、蓝绿色系回旋与守旧分别建立起话语关联。在红与蓝绿两种色系的统摄之下,张爱玲塑造了存在于现实与记忆中的两类人物,使存在的依据由真假判断转化为以个人性为标准的价值判断。     

但丁·罗塞蒂与王维诗歌的中西文化差异探析

但丁·罗塞蒂与王维是中英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他们的都是著名的诗画家,其诗歌都具有诗中有画的特点,然而又在主题、表达方式、自然观、宗教色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罗塞蒂诗注重个体感受,王维诗更注重人伦关系。罗塞蒂的诗歌语言描写细致,而王维更讲求言外之意。罗塞蒂的回归自然追求“我”的彰显,即回归于人的“动物性”,如动物般任性率真;而王维的回归自然是追求“我”的泯灭,即回归于人的“植物性”,如植物般无悲无喜。罗塞蒂将幸福寄托于天国,而王维则崇尚现世解脱。     

论汉文佛经通假字对佛经词语研究的价值

汉文佛经通假字数量众多,特色鲜明,与佛经词语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佛经词语研究中,掌握、辨识通假字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有助于考释词义,正确解读经文;二是为已有研究成果提供新的思路和证据,做出新的解释;三是有助于辨明佛经文本中因不明通假而产生的臆改,使佛经词语研究建立在可靠文本的基础上;四是有助于破除词语用字的迷障,准确判断词语的产生时代;五是有助于辨明词语书写形式,进而在讨论词典编纂问题时避免误谈词目失收。     

世界博览会与博物馆发展的内在关系

世界博览会与博物馆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两者都以实物展示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展示的都是人类创造物的精华,两者共同关注科学与文化,都是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艺术理念传播的课堂。这些共性的存在,使世博会与博物馆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世博会不断创新的展示理念与技术对博物馆展示技术的发展一直发生着影响,而博物馆界人士参与世博会筹办,博物馆展览融入世博会之中,是世博会与博物馆两者互为补充、互动发展的体现。历史上,不少举办世博会的城市都曾将博物馆作为整个世博会的一个展示内容来建设,或在世博会后将部分展馆转变为博物馆,部分世博会展品为博物馆所收藏,这不仅仅是世博会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推动,同时也通过博物馆传播了世博会精神,延续了世博会使命。正是由于世博会与博物馆之间的内在联系,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将充分体现世博会与博物馆互动发展的局面。     

回顾、审视与展望——对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思考

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是决定电影类型研究兴衰沉浮的关键因素,电影类型研究的变化与转向往往也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反映与折射。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从功利性、实用性转向学术化、专业化;从注重社会教育功能转向关注娱乐功能;从学习西方的类型理论走向了民族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具体发展历史也决定了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首先,目前,制约我国电影类型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是本土电影类型理论的缺失;其次,如何实现西方类型理论的中国化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最后,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应关注一些世界电影类型研究中的共同问题,应该具有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将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作为世界电影类型研究的一部分,对世界电影类型研究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论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的责任适用

先合同说明义务之违反有缔约上过失责任及恶意欺诈规则的适用,两者在适用的法律后果上具有相似性。在故意情形,两者得自由竞合,由当事人择一主张;在过失情形,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将导致恶意欺诈的主观故意要件被规避。在现行法上,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2项明确限定缔约上过失责任仅适用于故意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而排除缔约上过失责任在行为人仅具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的适用可能性。在缔约上过失责任之外,重大误解具备适用于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因此能够在过失情形提供功能上的补位。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