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札记三则

六义说与六诗说六义之名称始见于《诗经》,它的内容又涉及到文学。因此,关于这问题的论述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经学家的说法,一是文学家的说法。最不可信的则是宋代道学家的说法。先谈经学家的说法。这有两种:一是《周礼》的六诗说,一是《毛诗序》的六义说。《周     

赋体之源不在古诗内部——答孙尧年同志

孙尧年同志提出《〈赋体源流辨〉驳议》一文来与我商榷,这是应该欢迎的.惜其持论多所不当,故仍未敢苟同.兹择其要者答复如下.一、孙文认为“李文否定赋源于诗六义说(以下简称六义源说)是正确的,有意义的,但否定班固的赋源于诗说(以下简称诗源说),是错误的.理由是:班固的诗源说与六义源说“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区     

关于《诗经》的分类

一、《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关于《诗经》的分类,曾先后出现过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说法。“六诗”之说源自《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根据什么标准进行的分类,为什么要依此顺序排列,六诗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皆未明言。“六义”之说源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     

从"六诗"到"六义"

"六义"是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它是经过一系列改头换面的处理"层累地造成的".赋比兴根本不是<诗经>特有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诗经>艺术价值所在.从"六诗"到"六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重寻阐释平台,予以摧陷廓清.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仁义关系浅论

《易传·说卦》有这样的话,“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曰阳,立地之道,日柔曰刚,立人之道、日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里,“作易”、“成卦”云云,姑且罢之一边,单就“立人之道,日仁曰义”来说,在以仁为核心的孔孟伦理学说思想中,有那么繁多的德目,何以后世儒家学者,从《礼记》、《易传》到《孟子》,而多把义提出来与仁相应,而且按上述《说卦》的说法,义和仁之间,还有像阴阳、刚柔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呢?     

对汉语词类划分原则的理解

长期以来,关于汉语词类划分原则有种种说法：词义说、形态说、功能说、意义功能说。我们从语用与教学入手,从“组成”与“规则”界定,把词义词汇义与句义结合、词式与功用统一,提出新的语法意义与功能原则。     

巴、巴人、巴文化释名

一、“巴”为族姓,起于图腾 学林论“巴”,不外二端 前辈学者及时贤在论及“巴”的名称由来时,都可以各执一理,引为深论。但若概括起来说,似乎又可以归结为二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形象取义,其中可细分为三。第一,说“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元和郡县志》卷34)此说于时、于情、于理都有望文而生义之嫌。第二说“巴”之本义为坝,此依蜀人语     

古六国考

<正> 一、名称古六国名称的由来,是与该地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说文、六部》:“六、易之数,会变于六,正于八,从入八。”按“六”不从“入”,当从“亠”,与甲骨、金文的“亢”、“京”、“高”、“毫”等字的“亠”同。丁山谓“借入为六”①,亦不确切,甲骨、金文均有“入”和“六”,不同字。林义光说:“《说文》云:‘夫,菌夫,地蕈,丛生田中,从(?)六声。’按《说文》夌下云:‘从刄从夫,夫高也。’夫义为高,当为陆之古文,古作(?),象陆,(象陆下有水形)(?)陆上草木,或作(?)。“又说《说文》”“六,从入八”之义不可晓。古陆字或     

黄山山名由来及其文化背景研究

目前有关黄山山名由来的说法有遗漏,对黄山山名由来的文化背景少有研究.借助地理志、方志与游记中的相关记载,研究黄山山名由来及其文化背景,探讨这一山名景观的多种文化内涵.有关黄山山名由来存在黄帝炼丹说、坤道土德说、黄檗说、黄连说、来龙去脉说、天玄地黄说等六种说法,以及存在着黄帝是否游黄山,黄山与黟山是否为同一座山,是改黟山为黄山还是改黄山为北黟山或黟山等疑议.上述说法与疑议的出现受黄山自身文化背景以及命名者与疑议者文化背景的影响.     

《文心雕龙·风骨》篇义析论

《文心雕龙·风骨》篇义析论金庆国１《文心雕龙·风骨》篇义的关键问题，自然是对“风骨”概念内涵的理解。“风骨”可以说是《文心雕龙》中歧说最多的概念之一了。陈耀南先生在《文心风骨群说辨疑》一文①中，曾搜罗六十四种说法分为十类，并加以按断，可见纷纭的概况。...     

《论语》词类中的名动同形现象考察

《论语》名动同形词分两类,一类以动词为起始义,即动静同形;一类以名词为起始义,即体用同形。《论语》体用同形词在后代分化为六种不同类型。“名词活用如动词”说在范围上廓划不清。     

试论古诗之流——赋

<正> 《周礼·太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所谓的“赋”,究为何意?历来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或以为指作诗方法,即铺采摛文,直言其事;或以为是用诗方式,即使于四方,歌诗显志;或以为乃赋体之原始,即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亦即班固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前两说,虽略不相类,但古今学者,多有附和,几无异词;而后一说,虽亦有赞同者,然持异议者却不乏其人。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诠赋》校注中说:“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所作,有狐裘龙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和褚斌杰同志也都继承其说,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作了发挥论证,否定第三种意见①。     

君子之说

君子的说法,我们久违了。这绝不是说这些年中国没有君子了,而是对于道德行为的评价,时代不同,说法也不同了。尽管说法不同,人们心中总有一杆秤,谁是君子,谁离君子还差那么一点点,心里总有个谱。在中华文化雨露灌溉的土地上,君子是个客观存在。君子喻于义。君子不是不明白利的重要,不是不明白物质是基础,只是在物质利益面前伸不伸手,君子比别人多一份思考。普通人首先想到的是合法不合法,不合法的利益即便得了可能还得加倍吐出来。但法这东西不等于义,法不治众,合法的未必都合情合理。所以,君子在物质利益面前还要问问良心,问问天理。油锅里…     

义存乎声新证

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家在研究同源词(即同族词)的语音和语义关系时,提出了“音近义通”的说法,尤其是在清代乾嘉时期,王念孙、段玉裁、郝懿行等人,研究更为精深,阐发更加详明。如王念孙说:“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又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段玉裁也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郝懿行也说道:“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对于他们的贡献,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     

杜甫罢官说

自宋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杜甫于乾元二年秋由华州司功参军客秦州是主动弃官的,其弃官原因有关辅饥乱、政治绝望、房琯之党说。本文根据唐代的选举制度,认为这一说法有误,提出了罢官说,即考满罢秩说。这是唐代吏部铨选六品以下官员的一条制度,是缓解选人多而官阙少这一社会矛盾的一项措施。     

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宗传璧、周烽同志的《从“斯”字看<论语>》一文(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六期,以下简称“宗文”)根据段注《说文》等证据,认为“斯”字的本义当为“析”义,“斯”字作为“此”义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论语》“先王之道,斯为美”之“斯”应当是“分析”之义。宗文的这一见解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一、《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正如“岁”字许慎释为“木星”,并不等于上古“岁”字就没有“年岁”、“年成”之义,“叔”字许慎释为“拾也”并不等于上古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比兴

比兴问题,尤其是兴,是六义说与六诗说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参看前条)因为它本身介于体用之间,而后人作诗也很少用兴,所以既不成为体,也难说是用,不从民歌去说明,是很难解决问题的。《诗大序·正义》谓"赋者,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     

金景芳文章选摘

搞社会科学的基本功,一般说为文、史、哲。过去孔子称为事、文、义,刘知几称为才、学、识,清代古文学家称为文理、词章、考据,其实,都是一种东西,只是说法不同罢了。凡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无论学哪一门专业,第一,都要能写好文章。如果文章写不好,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那就很难说已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