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的世界意义: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转型国家的实践证明 ,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转型国家的转型问题 ,理论界也正在寻求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 ,而中国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成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新的共识即“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应取代“华盛顿共识”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将造福于世界人民 ,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     

哈贝马斯真理共识论

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是西方哲学实现"语言转向"之后真理观的典型代表之一。从理论内容上看,真理共识论认为,真理是指人际间语言交往中的一种"有效性要求"。从理论动因上看,哈贝马斯提出真理共识论的原因在于真理符合论所存在的重大缺陷。从思想渊源上看,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哲学到近代的经验约定论、朴素真理共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都渗透着真理共识论的基本内容。从发展脉络上看,真理共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前共识论阶段、共识论阶段和后共识论阶段三个阶段。     

"价值转化工程"的话语共识

从“话语共识”的审视立场看 ,价值转化工程旨在肯定价值与知识经由财富达成的“时代性”关联、彰显知识与智慧经由心灵实现的“人格性”整合、推动理论与实践经由体制走向“工程性”的革新 ,同时 ,也凸现了包括深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对“经济与文化互动”这一现代化境界的智性诉求     

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

重叠共识是罗尔斯为处理当今社会如何在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协调行动和稳定秩序的问题而提出的重要概念。可以区分出重叠共识的几个不同层次: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以合理的态度彼此相待;基于不同价值的人们从各自角度出发或通过采纳彼此视角而支持共同的规范;以及目前持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们,努力寻求未来的彼此理解乃至视域融合。重叠共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重要的是不仅在政治哲学中讨论重叠共识,而且在政治文化中寻找重叠共识,尤其是在政治实践中构建重叠共识。但不能因此把重叠共识的有效性问题归并为它的事实性问题,而要把政治实践建立在实践主体的合理商谈和自觉责任的基础之上。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演进与路径选择--解读"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

依托于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达成的以迅速实现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在转轨国家现实的转轨进程面前逐渐丧失了解释能力,这推动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本文详尽解析了“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与扬弃,分析了“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内涵与学术价值。本文认为,“后华盛顿共识”对制度演进内在逻辑与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强调、对政府角色的重新估价以及对经济转轨路径选择多元性的分析,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华盛顿共识后的“共识”

文章回顾了"华盛顿共识"之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并尝试分析和回答"华盛顿共识"之后是否存在关于经济发展"共识"的问题。     

反思价值共识的前提

价值共识的诉求需要我们对价值共识这一论题本身进行澄清.反思价值共识的前提就将发现:克服虚无主义是价值共识的基本旨趣;差异性共在是价值共识的存在论基础;可知论信念是价值共识的认识论前提;公共性原則是价值共识的方法论原则;主体的基本德性是价值共识的伦理前提;社会的正义良序是价值共识的政治前提.     

人本化情结与交往共识价值原则

本文通过剖析人学思潮中的“人本化情结”,揭示了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现代性特征。回归“以人为本”是时代的进步,表达着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层转型和人们对现代和谐社会理性交往共识的探求。在对交往共识价值原则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马克思实践人学的“有限积极的不伤害”价值原则,这是对中国和谐社会建立理性交往共识的有益探讨,也是寻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性、民族性转换的尝试。     

政策问题建构：从追求共识到尊重差异

民主从属于对共识的追求,谋求共识而又依赖共识。政策问题建构其实就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即形成关于社会问题的一致意见,从而确认需要通过政策手段来加以解决的问题。直到19世纪后期,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活动,一直是在民主的途径中去达成共识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由行政部门做出的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在科学的路径中进行的。科学本身就意味着共识,而且是具有霸权属性的共识。随着社会发展走进了高度差异化的阶段,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在政策问题建构中所制造出来的“共识”都出现了经常性地导致政策问题误植的问题,从而说明以共识追求为宗旨的政策问题建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把政策问题建构的关注点转移到参与者的行动上来,在承认与尊重参与者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合作行动来完成政策问题建构。     

共识依赖: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

政治共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文化基础。华夏帝国赓续两千余年,得益于一种由庙堂与江湖共同构建与持守的政治共识,即政治一元主义。近代以降,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道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受到质疑。19世纪末,在进步主义思维及弃旧趋新偏好的驱使下,革命成为支配国人政治行动的逻辑,有识之士纷纷构建新的政治共识,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陷入"主义丛林",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三民主义"。探析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对当下中国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不无启示。     

“共识”条件——建构翻译学的翻译标准制约条件

在翻译标准的讨论中,人们在不同的翻译翻译研究范式参照下提出了不同标准,而未能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统一结论。吕俊教授在建构翻译范式参照下的“共识”条件制约的翻译标准是一个更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译标准。“共识”条件制约的翻译标准作为一种新的翻译标准的评价与检验系统,即新的翻译标准,为翻译学提供了一个一般情况下普遍适用的基本标准。因为该标准尊重了知识的客观性;明确了理解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同时还肯定了原文作品的定向性。     

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模式

在民主理论上，共识民主是多数决民主的一种替代模式。在中国，实现共识民主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集中制，而协商民主则是实现共识民主的主要形式。案例研究发现，共识民主模式贯穿于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决策和地方政府决策之中；其中，中央决策属于制度化协商型共识民主，主管部门的决策模式很复杂但包含着市场压力型共识，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地方政府则可能在抗争压力下达成谈判性共识。共识民主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共识民主模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只有实现共识民主模式的决策，才能使社会矛盾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更科学的对主管部门的权力约束机制。     

共识建构: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协商民主——以XX事件为例

共识建构是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关键特征和终极目标,协商民主通过建构共识从而得以消解公共事件。现实中政治系统的日渐开放和公民参与意识的强化为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土壤。但是如何能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合理灵活有效地应用协商民主,促使各方形成最大公约数、达成共识还有待深入研究。论文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以青海XX环境公共事件为案例,分析当前环境类公共事件发生过程,并根据政府—企业—公众—第三方的多元主体分析模式,认为主体间的合作与平等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诉求。因此各主体转变态度,科学理性协商;扩大主体范围,多元协商是化解此类风险的必由之路。唯有各利益相关者在客观、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共识才是完全破解当前困局的根本路径。     

“北京共识”：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解释力的分析

“北京共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的改革和经济转型作出了一番解释,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的国际对比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指出“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改革模式的初步理论概括,目前对中国改革的解释力尚显不足。在不断完善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北京共识”要注意在处理后改革时期的价值目标定位、对付外部挑战和满足国际性的理论诉求上作出努力。     

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视点--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转型当作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这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思路导致了一些国家转型的受挫。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转型的认识。目前,包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都认识到,把经济转型的研究放在制度变迁和制度演进的框架下优于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的分析,而“中国模式”的转型进程也恰恰支持了这种观点。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两种经济转型模式。两种"共识"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政策主张、追求目标和改革方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转型实践中遭到的挫折和"北京共识"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说明,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只有结合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北京共识"的世界意义。     

学术共识与当前国学研究

面对时下的“国学热”，学者们当尽量摒弃意气之争和门户之见，把握近代以来国学缘起与流衍的脉络，深入研讨诸多具体问题，谨防其间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形成一定程度的学术共识，从而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     

论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是当今价值多元背景下日益凸显的重大问题。价值共识是具体的、历史的。价值共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共同的物质利益、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活动等构成了价值共识之可能的客观基础。价值共识对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承认价值共识，才能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使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现时代性与先进性，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同时，只有凝聚价值共识，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才能构筑多元一体的国际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重释批判传统与启蒙精神：福柯晚期直言哲学的两个维度

“直言”概念是考察福柯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希腊语中“直言”一词本意指民主政治下的“说真话”实践,福柯借助康德的启蒙论说将“直言”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福柯哲学立足于康德启蒙观所开启的现实性面向,批判现代技术化社会及其治理模式,揭露现代知识—权力所导致的人之主体性的丧失,而后以“直言”作为哲学话语的真理形态与运作方式,让哲学真理不再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现成知识或有待主体去服从的先验律令,而是具备某种实践品质和批判精神,并通过“肉身化”的方式转化为主体自身的伦理品性或人格气质,使主体具备勇气与智慧,将生活展现为一场自我考验,从而实现从康德启蒙观中的知识主体向伦理主体的转向,以及治理实践从权力的宰制性控制模式向自我实践的介入模式跨越。     

应用伦理学之争

应用伦理学是时代和社会诉求的产物。其在研究主题、出发点、探究方式、落实方式上与传统的伦理学有区别。关于“达成共识”与“反思共识”、“基本价值观还是程序方法论”,是应用伦理学争论的焦点。应用伦理学应当坚持理论建设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程序中立与价值导向的统一以及解决现实问题与对人类整体的终极关怀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