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晚清北京慈善事业的主要变化及相关分析

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晚清北京地区慈善事业的施助主体与救助对象、救济手段与社会功能等均在传统基础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显示出过渡性的时代特征.纵观晚清北京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合理的社会制度保证,其整体上仍属消极救济.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的转型对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调节功能.     

从《申报》(1872-1875)看晚清时期的慈善演变

丁戊奇荒中"民捐民办"的晚清义赈事业揭开了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转型的真正序幕,在其之前,中国的慈善事业发生了激烈的演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救济已开始向民间下移,这为民间慈善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传统的善堂善会也在救助对象、职能和活动范围方面发生了演变,但这种演变既有缘于近代化驱动力的促使,也有缘于在传统社会里自身自发的变化。同时,在中外频繁的交流中,西方先进的教养兼施理念的形成以及近代化慈善组织的出现,表明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向近代化转变的显著迹象和主流趋势。     

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

官办救济是一种重在"养"的社会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民间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宋朝社会救济法律探析

与宋朝发达的社会救济事业相一致,宋朝的社会救济法律同样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仅体系完备,明确规定了救济对象、救济机构、救济内容与程序、救济方法、救济的经费保障与救济管理规范,而且内容周详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还比较机动灵活,能够适时调整.宋朝社会救济法之所以如此发达,是有多重原因促成的,其中儒家文化的熏染、经济发展的促进、维持社会控制的需要无疑是重要推动因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宏观政策研究

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困难形势下及时有效地在国内开展善后救济活动,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善后救济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寓救济于善后之中"、关于善后活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管理善后与救济事业的不同模式、善后救济事业要防止舞弊和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实行,对救济难民和重建家园有帮助,但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     

社会救助立法化：由福岛核泄漏危机引发的思考

大规模侵权的损害程度和救济难度远远超出了传统损害赔偿法的能力范围,造成以侵权法应对大规模侵权的实践困境。推动大规模侵权的社会救助立法化,核心是通过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法律规范,令社会救助的道德义务转化为可预测、可执行的法律义务,更好地体现公正价值,实现政府职能,维护社会安全。建立健全预防与救济相结合的法律规范体系,应该坚持补充性的立场,以保证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非独立性:民国时期社会保障的混合形态——以四川为例

民国时期,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事业交织在一起.当时,四川的社会保障工作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三个方面.其中,社会救济包括灾民救济、难民救济、贫民救济和职业救济；社会福利包括收养社会孤老残幼、救济福利生产和残疾人救济福利；优抚安置包括优待、抚恤和安置.由于当时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不力,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等原因,致使社会成员从中获益甚微,真正完整而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清代京师的粥厂与贫民救助

清代是传统中国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繁荣时期,京师作为"首善之区",社会救济事业尤其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清代统治者的社会救济措施中,开设粥厂、煮粥赈济是清代京师救助贫民的重要举措。清代京师粥厂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办粥厂,主要由政府投资并管理;一种是官督绅办粥厂,由士绅创办,官府监管。清代京师粥厂对于救助贫民、安抚流民、挽救民生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对赣闽边区战争难民的救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闽边区成为国共激烈争战的战场,涌现出大量难民.针对不同性质的难民,南京国民政府采用了急赈、冬赈、设立收容所等消极赈济,工赈、农赈等积极赈济,以及“免政”等不同方式或政策分别加以救济.其明显特点和作用有:国共争战难民救济的需要催生了地方现代的社会救济事业;战时难民救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救急;难民救济工作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多种救济举措的施行,毕竟给部分难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不仅保证了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而且为全体难民支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这为战时社会的延续和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唐代病坊刍议

病坊唐贞观时期已出现 ,时称疠人坊 ,至迟武则天时代有了病坊这样的名称。它以病人为收容主体 ,南朝齐梁的六疾馆、孤独园等已具病坊的雏形。在病坊建立中 ,除了佛教因素 ,不应忽视中国传统思想 ,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官办病坊中病人除了依赖政府救济 ,还必须从事一些生产劳动 ,条件许可仍要外出谋食。从性质看 ,它是一个以工助赈 ,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慈善机构。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     

我国古代政府救助思想探析

基于“以民为本”思想,我国古代历来有政府救助的优良传统,并形成了相对系统的政府救助思想。这些思想涉及灾害牧助、特殊救助等方面,并有严格的政府救助管理、监督制度和程序。我国古代政府救助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但在历史上确实为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宁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今我国政府救助制度的建立、政府救助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

随着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制度变迁历程的完成,行业组织的制度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行业组织从行会制度下按习惯与习俗运行为主转向同业公会制度下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运行,社会功能方面实现了由传统的伦理道德取向向资本主义理性功利取向的转变,经济上则完成了由非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功能的转化,政治上从传统社会中的“在商言商”向工商社会里的“在商亦言政”过渡。尽管还带有某些传统痕迹,但制度功能的转化,总体上有利于行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两汉社会保障制度初探

我国汉代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大体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典型代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汉代社会保障制度还相当粗放,具有保障水平低、只起辅助作用以及等级化、人治化等时代特点。     

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

清代，中国社会变化激烈，教育制度也出现根本转折。云南的官学教育同全国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沿袭明代旧制，学校与科举平行，教育为科举服务，儒学、书院、义学在原基础上继续发展；第二阶段，各类学校不断发生变化，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此时期云南的官学教育，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材，并体现出了自己的某些特点。     

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及其现代价值

传统中国形成了一元化的行政管理与多元化社会基层组织自我管理有机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以此为背景,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则主要依托家族、乡里等基层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基层组织通过制定民间规约,集互助互济、行为规范、调处纠纷、过失相规于一体,寓管理于利益之中,化管理于日常生活秩序,极大地节约了社会管理成本。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应汲取其精华,以村民共同利益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视微基层组织建设,并给基层组织自我管理留下一定的必要空间。     

1937年的贵州旱灾与救济

1937年,贵州旱魃肆虐。该年旱灾的发生与贵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它使社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破坏。贵州政府对此施行了一系列救济措施,体现了救灾活动的近代化方向,但仍存在诸多缺陷。民间救济团体的努力参与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赈灾的不足（如财政困难、吏治腐败、效率低下等）。此次旱灾救济启示世人：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强抵御灾害能力;政府须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规范的监督体制;充分调动民间救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