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中的互动仪式

本文以具有分离家庭特征的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为分析对象,考察外出丈夫与留守妻子之间的微观互动实践.认为农村家庭内部的互动仪式因人口流动现象已经发生变迁;新的互动格局之于分离家庭的意义在于,家庭成员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面对具体在场可得性以维持和再生产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     

失衡与重构:留守儿童抗逆力重组研究

家庭结构的变化为留守儿童带来了诸多风险,其成长必然遭遇原本平衡状态的失衡与重构过程。对留守儿童抗逆力过程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帮助其积极应对风险及逆境。通过对陕西省秦巴山区留守儿童及监护人的深度访谈,探索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失衡与重构过程,可以发现留守儿童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其照顾体系瓦解,重生存轻发展的养育模式造成其自我认同危机,重工具性轻情感性的社会支持导致其依恋关系疏离,家庭监护能力低下促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生产。留守儿童的平衡重构过程表现为假性单亲家庭的功能补偿、扩大家庭的监护代偿、学校教育的发展保护及社区支持的远端缓冲。对留守儿童的福利提供要以照顾与保护体系的重构为目标,发展家庭社区联动职能,转变家庭政策,搭建学校福利平台,促进留守儿童抗逆力重组。     

浅谈农民工在外打工所遇到困难和问题

本文针对于农民工在外打工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进行了详细分析。随着近几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问题，逐渐显现出很多矛盾甚至给农民工带来了麻烦与困扰。农民工工资问题、家里留守妇女的问题、农民工在外受歧视的问题等。本文通过对这几种农民工所遇困难的分析，呼吁社会多为农民工考虑多为他们的家庭着想，使其不再被社会所排斥。针对于各种困难，本文提出了相关解决的措施。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

本文以苏南地区为例,对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进行考察,认为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找工谋生",增加了家族成员的游离性,对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大家族制度渐趋瓦解,小家庭日渐普遍;早婚多产的传统生育观被打破,"晚婚少育"观逐渐被农民工所认同、接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企业,她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农村妇女和"家庭主妇",而是社会地位、社会角色都发生变化了的新女性,家庭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新型的妻子"的出现,表明婚姻家庭关系也由传统的"功能性"家庭向现代"情感性"家庭转变。这是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变迁大势的潮流,也是农民工顺应工业化、城市化潮流的"适应性改变",具有不可低估的进步性。     

农村人口流动的健康不平等结果——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视角

本研究以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健康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已有实证研究内容的梳理和对比,发现健康不平等是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社会后果,并且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是整体性的,是存在于包括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老人在内的农村流动家庭全部成员身上的.通过对造成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的因果链条进行由近及远的分析,发现“农民工”身上的劳动力半商品化过程是因果链条上的远端解释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正是劳动力半商品化形成的农民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以及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缺位导致了农村流动家庭整体性健康不平等结果的产生.     

农村在婚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农村在婚男性的地域流动重构了传统的、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在维持“女主内”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家庭“男主外”的格局,这无疑会作用于女性的家庭地位.本文基于性别分工理论、家庭决策理论,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探讨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务工收入的增长并未降低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权;相反,由于留守妇女更多地承担了家庭农业生产活动,掌握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故其家庭决策权显著增强,家庭地位得以改善.总体来看,“男流女守”的新型劳动分工模式对留守妇女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在加重女性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她们家庭决策权的提高.     

对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思考

作为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大主要力量，家庭、学校和社会均面临严重困境。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家庭、学校及社会应充分发挥家庭的基础作用、学校的主渠道作用及政府的主导作用。     

留守妻子与社会和谐: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性别差异。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留守妻子,在社会互动中为自身及其家庭创造和积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维持甚至提高了自身及其家庭在乡村社会中的结构位置与网络位置,使半流动家庭作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一如继往地发挥作用,从而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占主体地位的仍是核心家庭,单人户和一对夫妇户比重在不断增加;家庭结构简单的中小家庭比重不断上升,结构复杂的大家庭比重持续降低。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相对弱化,老年人更多生活在空巢家庭中;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留守家庭问题影响着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适应家庭结构的变迁,建立促进家庭发展的专门机构,构建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     

古代蒙古家庭法

蒙古家庭,是社会的最基层单位,以父母及他们的子女组成。但有些家庭妻子死后娶了后妻;有些家庭无子女,因此收养了养子和养女;无儿子的家庭,有些招赘了女婿;有些家庭丈夫死后,妻子成了寡妇;蒙古的贵族、诺颜和富有者,因为他们地位特殊、掌有特权,正妻之外还有后...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探析

由于亲子教育缺失、家庭监督失控、文化环境和治安环境不良、学校教育措施不到位等原因,农村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出现学习成绩下降、思想道德滑坡、心理障碍、违法犯罪等现象."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不良因子,政府应加强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和宏观指导,农村学校和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要制定针对"留守儿童"的切实可行的教育措施,外出务工的父母要尽量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妇联等社会组织也要积极配合并参与"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男性多偶之家中妻子的自保策略 --明清小说家庭女性掠影

作者通过对明清小说中家庭女性地位的研究，认为在男性多偶家庭中，妻、妾、婢的地位高低有别。她们的地位升降变化，取决于男人的喜怒。为了争取男人的宠爱，妻、妾、婢明争暗斗。处于斗争漩涡中心的妻子为妻之道十分艰难：她们要么维护妻道尊严失去丈夫宠爱，要么降妻道为妾道媚夫求宠。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三个转向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经历了从农村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再到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教育的比较研究.后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要有所创新、突破和推进,其研究立场、假设和目标应进行转向.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学科立场应转向实践立场;应从农民工子女是问题儿童的研究假设转向农民工子女是特殊群体的研究假设;应从建构农民工子女干预措施的研究目标转向建立农民工子女关爱服务体系的研究目标.     

社会性别视角下近代早期英国妇女的家庭地位探析

近代早期的英国是一个家长制的等级社会。在家庭中,丈夫是一家之长,妻子处于附属地位,要绝对服从其丈夫。然而,妇女作为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和家庭经济的支撑者,享有一定的自主和权威,同时夫妻之间的情感也削弱了家长制的影响。尽管夫妻之间地位不平等,但妻子并非只是丈夫的附属,而是作为一个同舟共济的伴侣,在家庭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家庭为本”的留守儿童社会服务政策理念与设计

留守儿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当前农村社区中具有普遍性。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等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其基本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失衡和家庭功能的弱化,是导致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应以家庭为本,将留守家庭作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着眼点来构建社会服务体系。     

家庭教育与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研究

文章利用已有文献资料，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家庭教育期望较低、家庭教育行为有所缺失，这一状况给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教育发展和社会行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研究认为，促进在城或在乡的家庭团聚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探析

问题的缘起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但考虑到自身家庭经济情况、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及孩子入学的学籍等问题,他们不得不让孩子们留在农村接受教育,并且让祖辈或者家中亲戚帮忙抚养,因此大量儿童成为“留守儿童”.2018年9月,民政部公布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留守儿童697万余人,其中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监护和抚养.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被迫面临“缺失性”的成长环境,尤其是因家庭结构变化、家庭经济困难等形成的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在安全、情绪情感、品德行为和学业成就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童年期留守与成年后信任：阈限效应、内部差异与作用机制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留守经历对个体社会信任影响的长期效应、内部异质性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均有长期负向影响，对一般信任的负面影响随时间流逝有所消减，但对特殊信任的负面影响则不能被时间疗愈；其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阈限效应”，即对个体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于“留守”而非留守持续时长；再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早晚”和“监护”效应，有小学和初中阶段留守经历者以及留守时由祖辈监护者，其特殊和一般信任均更低；此外，因果中介分析表明，留守经历会通过降低留守者主观阶层地位而对其成年后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上述发现说明童年留守经历所导致的“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留守者对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等身边人信任的内在负面冲击且难以被时间疗愈，而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外部信任危机则相对较小且可能随时间修复。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及其治理思考

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家庭形态,迁移行为对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影响明显。本文采用指数法构建适合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评价的方法和工具,以四川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整体表现良好,不过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的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身体健康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部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明显表现不佳;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有差异但表现并不明显,家庭健康治理能力偏弱是两类农村儿童健康治理的核心问题。文章提出,父母应作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促进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孩子与父母分离的基本方案,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平等健康治理体系和关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