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与“湖南门罗主义”

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青年毛泽东仿照美国“门罗主义”提出“湖南省湖南人之湖南”的“湖南门罗主义”口号，它的基本主张是“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以及“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这一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中外地方自治思潮、严峻的国情、省情、民情及湖湘文化浸染下的湖南人刚劲强悍性格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综合体，这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阀割据，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之，“湖南门罗主义”是一种近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思潮。     

论维新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的历史地位

甲午战后,湖南有识之士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提出了"文明排外"的主张,这种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文明排外"是湖南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二、"文明排外"思想对清末民初相关社会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湖南"文明排外"思想是整个"文明排外"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     

长沙《大公报》视域下的湖南联省自治思潮

湖南联省自治的进行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毛泽东、龙兼公、彭璜等领导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湖南自治运动,另一条是谭延闿、赵恒惕等主导的以军阀、政客为主体的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思潮最终随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垮台和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去职,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在联省自治思潮兴起、发展时期,<大公报>一直致力于联省自治的报道,并始终站在民主的层面上解读联省自治,以鼓吹宪政的形式希望达到湖南的完全民主政治.青年毛泽东也曾以<大公报>为阵地,积极宣传联省自治主张,他对联省自治的解读,着眼点放在地方自治这一环节.     

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几个问题

湖南自治运动始于清末,终于大革命时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湖南的自治运动领先于全国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湖南自治运动的正确方向,同时也在参与中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并在其后的革命斗争中吸取了历史经验:第一,从方法论意义上,吸取了由"部分解决"达成"总解决"的思路,反思了"议会斗争"的弊端,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从国家结构形式上,摒弃了联邦制的设想,成功地选择了单一制的符合国情的国家制度.     

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浅析

维新时期,湖南有识之士面对列强的侵略,开始逐步摆脱过去的盲目排外思想,主张"文明排外"."文明排外"是维新时期湖南的一种重要思想,也是一种新式的反帝武器.从其思想内容上看,主要体现在宗教、对外交涉、经济、思想意识四个层面.     

论湖南自治运动的起因、意义与失败原因

湖南因其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当时地方自治的首倡省,也是率先制定和通过省宪的 第一省.湖南自治实践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湖南省宪法>成为我国破天荒出现的第一 部被使用的省宪.但因南北政府对湖南的争夺,湖南地方军阀将自治作为排除异己、巩固割据统治的工 具等原因,湖南自治最终归于失败.     

论湖南自治运动的起因、意义与失败原因

湖南因其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当时地方自治的首倡省，也是率先制定和通过省宪的第一省。湖南自治实践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湖南省宪法》成为我国破天荒出现的第一部被使用的省宪。但因南北政府对湖南的争夺，湖南地方军阀将自治作为排除异己、巩固割据统治的工具等原因，湖南自治最终归于失败。     

论沈从文文本中的近代湖南镜像

沈从文的创作对近代湖南镜像有充分的动态描绘。社会变革带来家族镜像的变形,凸现出家族命运的变化、家族内部的分化;社会思潮则裹挟着湖南人前行,引发世风转变与心理嬗变,导致人性的变异与价值立场的错位。家族分化、世风转变等带来社会阶层的重构,促成人的社会角色转换,进而打破彼此的身份疆界,发生身份置换。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冲突使然。这是湖南镜像在近现代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是最能够凸显沈从文创作特色的所在。     

论民初湖南平民教育运动

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民初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在当时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湖南被称为全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策源地。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兴起的原因包括:一战后欧美平民教育思潮蓬勃兴起的影响;杜威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国内五四运动的影响;湖南自治宪政运动的催生作用。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发展的历程则是:湖南平民教育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是在1922年;在湖南平民教育运动的前期,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期的湖南平民教育运动主要由湖南省教育会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湖南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湖南地方自治的进程;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冲击了旧有的教育观念,带来了教育观念的更新。     

论沈从文文本中的近代湖南镜像

沈从文的创作对近代湖南镜像有充分的动态描绘。社会变革带来家族镜像的变形,凸现出家族命运的变化、家族内部的分化;社会思潮则裹挟着湖南人前行,引发世风转变与心理嬗变,导致人性的变异与价值立场的错位。家族分化、世风转变等带来社会阶层的重构,促成人的社会角色转换,进而打破彼此的身份疆界,发生身份置换。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冲突使然。这是湖南镜像在近现代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是最能够凸显沈从文创作特色的所在。     

中国传统“治道”概念辨析--兼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可能性

"治道"作为中国思想史中本有的概念,其广义的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而其论说范围意味着"(理想的)'治'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身。古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层面、角度表述了其各自所理解的"治道",并非基于相同的支点命题预设。     

中庸与华夏文化“一”、“二”、“三”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实践理性的反映。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使传统文化具有了复杂性。重视实践理性的民族性和"一"于"道"、"一"于天理、"一"于礼义的封建性在中庸思想里都有典型体现——所谓"叩其两端竭其中",就是这种"一"于"道"的封建性本体论趋向与"叩问"二元的现实实践趋向的多重交叉,形成了"一"中有"二"、"二"中有"一"、以"一"为体、以"二"为用的中庸思想结构。其缺陷是"中"与"庸"即"用"失衡、封建教义与现实实践失衡、封建教义之"一"与现实实践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之"二"失衡。我们认为,庞朴先生"中庸"即"三分"的观点,是消解这种"一、二、一"僵化结构的时代性创新,具有实践主义的现实指向。     

"无为"与"有为"的有机整合——论老子的"无为"观

老子用"天道"推论"人道",用"自然"以推论"社会",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无为而治"思想,充分显示了老子对于治理天下所持的基本态度。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江泽民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存在着深刻的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包括"民为邦本"与"君为邦主"的矛盾;"民本"思想与实践中的"官本位"意识的矛盾;"为民请命"与"忠心事主"的矛盾。这决定了传统"民本"思想不可能真正实现"以民为本",而是君本位论,是治人者的理论。江泽民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这些内在矛盾,形成了包括人民本位论、人民主体论、人民利益论、人民民主论为主要内容的"执政为民"思想,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的“接合”——“青春中国”语境下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意指实践

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文化转型是以“青春中国”为基本语境,围绕电视“文化综艺”的话语体系而展开的视觉符号使用与意义生产实践。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接合实践。为了规避“泛娱乐”全民狂欢式的市场文化危机,湖南卫视新综艺善于激活、征用一系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公益、乡村振兴符号与“新综艺”话语之间的勾连,构建“弱娱乐、强价值”的“话语性场域”,以及“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互动式的接合关系。这种意指实践不仅增强新综艺“新主流”文化话语的价值赋能,重塑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激起人们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和文化共鸣,凝聚社会力量的共同信仰,重塑“想象的共同体”,而且通过与主流价值观相勾连的视觉修辞策略来强化节目的正当性,赋予新综艺改版行为一种合法的意义阐释。     

论太平经的“和谐-美”思想

世界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维持着整个世界的和谐。成书于我国东汉的《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蕴涵了丰富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太平经》所言“生—美”、“寿—美”,还是“与道合一”的“道—美”最高境界,都无不蕴涵着“和谐—美”的思想。和谐是一种美的状态,一种美的境界,一种审美标准。在《太平经》中具体表现为自然和谐美、人与自然和谐美、人与人和谐美和自我身心和谐美。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二”“三”与“多”的观念

在哲学观念中,只要突破了"二",承认了"三",那么,"多"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三正是通向"多"的桥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说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关系学说,"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提法正是阴阳泛化的二元对立观念的体现。西汉哲学家扬雄首提"三分法",并由此构造出另一套与《周易》的二分法相区别的《太玄》经卦体系,进而提出种种三三见九之说。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表述了一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多元综合的复杂性思想。五行说也具有克服二的简单性观念,将世界的本原建立在复杂性的多样化基元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上的意义和价值。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