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

我对於陆侃如冯沅君两用生所著中国文学史稿,现在只提出两点意见: (一)中国文学史稿讲商代文学只讲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而不讲尚书巾盘庚等篇。他们的理由是“尚书中的……商书事实上还是後代人写的或追记的。”(文史哲1954年7期)抱有这种看法的,不只陆冯两位先生,还有些人认为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篇幅都很短,最多不过几十个字,而盘庚三为每篇都有几百个字(盘庚上篇578字),因而怀疑盘庚是後人追记或修改。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有问题。1.卜辞是刻在甲     

《金生色》—理学观念的图解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儒教由程朱理学演化为陆王心学。《金生色》图解的正是心学家所集中讨论的“格定”(格物定志)。我们以《金生色》和蒲松龄同时代的心学家唐甄《潜书》中的《格定》等篇对照,便可明白地看到这一点。《格定》篇云:“众人之心如木、润之则茂,(?)之则灰。君子之心如金,虽遇冶则流,遇淬则坚,其质固不变也。”《金生色》中之“金姓”喻“君子之心”而“木姓”喻“众人之心”,本源出此。《金生色》中的金生图解的是“君子之心”。何谓“君子之心”?《尊孟》篇云:“君子之心曰仁”。“天下莫强于仁”。“仁之大者,无强不顺,无诈不附。谓仁胜天下,鄙人皆笑。夫愚者见形,智者见心。礼揖不格刃,儒服不御矢,形也;刃不我刺,反为我操,矢不我伤,反为我发,心也”。金生仁者,处穷不苟,能正心诚意以待木女,故木女虽强于行恶,诈于背誓,心终不能不顾不附;     

《诗·十月之交》作于平王时代说

<正> 每一文学作品,如想正确地理解,首先要正确地判定它的时代背景。《诗》三百篇,总的写作时代较易断定。如就每一篇来说则比较难。如《十月之交》,从汉代到今天就有作于厉王与幽王二说的长期争论。本篇想对比诗的写作时代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汉初毛公作传,主幽王说;汉末郑玄作笺,主厉王说。陆氏《经典释文》有这样的话:“从此(按指《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凡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郑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厉王之变小雅,汉兴之初,师移其篇次,毛为诂训,因改其第焉。”郑说此诗为厉王时诗,汉初经师认为幽王时诗,因改移其篇第。这样就发生以下问     

前题(有序)

族弟芾棠以退隱之身抱出世之志晚年捐產興學於治城北建築新居顏曰憩園自號憩園老人園後爲老人經營之振武學校附設放生池鱗介千頭游泳自適無罾罟之患有濠濮之思逸致慈心兩俱有得蓋以示諸生鍚類之仁為他日經國之具非徒如佛氏七寶功德水普度眾生己也春初承老人相招參觀竟日因詩以紀之多士弦歌地悠然見此池將軍自閒暇清水任漣漪鱗族皆成佛畸情可入詩此中功     

“仟伯”新诠

在《汉书·食货志上》晁错给汉文帝的一篇上疏(《论政事疏》)中,指责商贾“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颜师古注:“仟谓千钱,伯谓百银也。”他把文中的“仟伯”解释为钱币,此释不妥。我认为此“仟伯”应指土地。 第一,从晁错上疏的上下文看,在论述商贾“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之后,接着就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这里把“仟伯”之得作为农民受兼并而流亡的原因,显然是指土地。 第二,从汉代商贾家赀看,其财富数目惊人。     

从考证谈到红楼梦的评价问题

王国维在一九○○年前後就指出:不能把小说的典型人物用考证眼光来对待,他说:“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於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并且以为只有“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王国维虽然是唯心论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关於这个问题的论点是正确的。可是胡适俞平伯之流却在十年以後,还来考证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而且胡适和能平伯除了琐碎的考据之外,还有一种最有毒的考据,那就是宣传色情的考证。譬如说,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里有“论秦可卿之死”,胡适在他的文存里也有一篇“秦可卿之死”,他们都不是想以这段材料来认识曹雪芹对封建地主家     

祝册與作册

“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咸格,王入太室(?)。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這是極費解的一段經文。歷代經師舊讀“王命作册(讀)逸祝册(讀)惟告周公”,訓惟為虚詞,從無異議。但不論在文法上、義理上,這樣的章句訓詁都極有問題。我於此蓄疑多年。後讀“逸周書”“王會”,才悟作册逸舆祝册惟為平行之     

吹尽狂沙始到金

尘沙可以让金子和宝石失去光泽。但是,“吹尽狂沙始到金”,经过了拭洗、清理之后,金子和宝石可以焕发如初,重放异彩。 《战国策》中有一个故事,邹忌谏齐王说:“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从《楞伽经》看唯识学“三自性”之含义

唯识学之“三自性”是佛教中一个相当重要又颇具争议的概念,其中体现了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的内在关联。而《楞伽经》则对这两种思想都有集中说明,因此文章主要依据《楞伽经》对“三自性”之含义作一阐释。文章认为,“三自性”所要说明的是世间诸法的三个层面,其中圆成实性是世间诸法之体性,缘起自性则是由此体性而起之真实相,妄想自性即是众生所觉知之世间诸法,亦可看作诸法之妄想相。同时,圆成实性是修行者所成就之如来藏心;缘起自性则是有成就之修行者（较高果位之菩萨或佛）为度生而示现之种种如幻法,此由如来藏心体起用而现出;妄想自性则是众生对所现出之如幻法的执着相。因此。“三自性”亦是修行成就者度生之法的不同层面,而世间一切法都是此度生法之示现。     

论谶纬神学的产生

西汉哀、平之际,谶纬神学兴起,并以迅猛之势,很快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这是汉代思想史上的一股逆流,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汉思想文化的演进历程与西汉末年社会状况交互作用的必然历史现象。 一 《汉书》关于谶纬神学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李寻传》:“初,成帝时,齐人甘可忠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     

简狄姐妹是两人还是三人? ——<玄鸟生商》神话中的一个同题

“玄鸟生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神话。关于此神话的原始记述,在《诗经·商颂·玄鸟》内,仅寥寥几句:“天命玄乌,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来古籍衍述这个神话故事,日渐繁复,遂生歧义。《吕氏春秋·音初》谓:“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     

试论谭嗣同《仁学》的佛教倾向

梁启超在谭嗣同牺牲后如日,为其《仁学排序日：“《仁学》之所为作,乃为光大南海之宗旨,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众生何以要救？又如何去救？这在梁启超和谭嗣同眼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答案,即佛教中所说的“我执”。有“我执”,则是众生必被拯救的原因所在;而破“我执”即是拯救之方法．因为只有破除了“我执”之人,才能“无有挂碍”,“无有恐怖”,才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因此,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说：“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控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     

恒心堂读書答問(续第十四期)

問康齋先生謂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此語是明明以義理為重處天下難處之事舍義理實無處之之法然天下事有不能不計較利害者計較利害是利害為主矣如今日敝人以無理侵略我國應何以處之是否以義理為主了之答此問題殊不易答實又不難容寬時日稍安無燥不待預言而自然明白所謂我國定獲最後之勝利惟望同志加功努力卽是義理爲主之實踐亦是計較利害之關     

申张蒿菴先生辨志之义

志者心之所之也孔子日苟志于仁无恶也又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学记曰。官先事士先志。盖学者一日之志为天下治乱之原。生人忧忧乐之本也。嵩庵先生作辨志一篇谓人之志向不同其所成卽因而大异或为百世之人或为天下之人或为一国一乡之人。其劣者为一室之人。七尺之人。最劣者为不具之人。异类之人兹就三代以下之人略举其例以申其义。师表人伦以书传道者百世之人也。如汉之伏生传尚书。高堂生传礼。皆于秦火后传遗经。以存绝学。使圣道復明。唐     

王廷相的本体学说

<正> 宋明时期,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讲“本体”。程朱讲“以理为本”,陆王讲“以心为本”,张载讲“以气为本”。王廷相在同程朱、陆王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本体论,认为“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横渠理气辨》)他在张载的气本体论的基础上,立足于当时的科学成果,进一步论证说: 两仪未判,太虚固气也;天地既生,中虚亦气也,是天地万物不越乎气机聚散而已。是故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清通而不可为象也,太和氤氲,万物化醇,生生而不容以息也。其性命之本原乎! (《慎言·乾运篇》) 气至而滋息,伸乎合一之妙也;气返而游散,归乎太虚之体也。是故气有聚散,无灭息。雨水之始,气化也;得火之炎,复蒸而为气。草木之生,气结也;得火之灼,复化而为烟。以形观之,若有有无之分矣,而气之出入于太虚者,初未尝减也。譬冰之于     

“右玄”生日所推之年非傅山生年

“右玄”生日所推之年非傅山生年何言《傅山全书》所附尹协理先生撰《新编傅山年谱》定傅山生年时，依据的一条重要资料，也是其提出的唯一新证据，为傅山《霜红龛集》中《右玄贻生日用韵》诗。此诗有句：“生时自是天朝闰，此闰伤心异国逢。”作者自注作于乙酉年（１６４...     

船山礼记章句

今日初诣讲社与诸君共研究船山先生学术是诚千载一时盛会何者船山先生为千载一时之人今日存此讲社使吾辈瞻其道貌溯其行迹诵其遗书奋乎百世之上兴乎百世之下岂非一时盛事吾辈即瞻仰先生抑知先生之世为何如世乎知先生之世为何如世然後知先生之人为何如人孟子曰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先生当明末清初时内乱外侵中国岌岌乎不可为国矣先生奉武夷先生之训思出而挽救其乱力扶明社无奈天命已去朝则奸(冂巳)持柄於上野则乱匪啸聚     

易道咸通之蒙（需讼）

<正>《序卦》：“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始生未识未懂大千世界,故以《蒙》示其本真。蒙,幼稚蒙昧,需积极向师求教;而有责任担当意识者,应努力开启蒙者之智,以使之顺利融入纷蕴繁富的社会。■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很”不通“狠”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斩之!”之句。对于此句中的“很”字,一般注本均释为“通狠”,“羊性好斗,故云‘很’。”(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61) “很”不通“狠”,有的同志已言之,我亦深有同感,现补充其说。我认为宋义是针对“彊不可使者”而言的。“很”的本义,《说文解字》说是“不听从也。”这当本之于《庄子·渔父》篇的“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唐成玄英疏云:“有过不改,闻谏弥增,很(?)之     

舆葉菲莫夫教授談太平天国问题

一九五二年中蘇友好月,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團員列寧格勒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作者葉菲莫夫教授来訪問南京。他和我談太平天国史,大家討論了四個問題:一、太平天国革命性質;二、太平天国人物批判;三、太平天国與天地會問題;四、太平天国年代問题。後面兩個是太平天国史上新提出的問题。當時我曾把讨論整理,寫成一篇記錄。現在我把這篇記錄發表,請同志們作為討論的‘引子’,以求得出正確的結論。關於第三個問题。我已另寫了一篇長篇論文‘太平天国舆天地會關係的問题’,發表在历史教学一九五四年一、二三月份上。在這裹所記錄的是當時簡短的討論。在問题的提出,與討論的程序上,似乎也还有些可以参考的地方,所以我没有把它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