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护照锦囊

护照是出国留学的通行证,有志留学的人士不妨了解其申请及使用的一般常识。 办理留学护照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是最老实的办法。拿到学校的offer后,按国家规定先去本地教委开同意你出国自费留学证,然后拿着证明到公安机关     

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力技术的实践.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安置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妥善安置归国留学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方案,并设法接运海外留学生归国,积极为归国留学生推荐就业,使大部分登记合格之归国留学生都能得到较好的安置。在抗战建国需才孔亟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统筹安置归国留学生,既是现实需要,也是笼络人才为其服务的举措。国民政府对留学人才的保护和任用,其深远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可否认,在安置归国留学生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安置效果。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读书运动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读书运动,号召国人读书救国。但这场运动不过两年左右时间即销声匿迹。考察读书运动的发起缘由、读书运动的过程及结果,分析这场运动未获认同的原因,可考察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及其时民众的心态。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运动背离了时代需求,其次是由于国民政府在文化领域的高压政策,第三则是社会经济的衰落也是这场运动未获响应的原因。     

论国企产权改革的控制权核心——南京国民政府民营化改革失败的制度经济学启示

上世纪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主导了一次鲜为人知的国营企业"民营化"运动.但由于多种原因,国民政府的民营化改革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本文通过对这次"民营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制度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阐述控制权在企业产权制度中的核心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法币改革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当成就与其成功的社会动员密切相关。改革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积极构建话语体系、创设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实施利益诱导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以银钱业公会为主的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人脉关系网络优势,积极参与并配合政府实行行业动员。法币改革过程中,各动员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法币改革进程。作为一种政治合法化机制,有效的社会动员推动了法币改革的进程,提升了国民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增强了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初中日法英对南沙战略作用的认知比较

20世纪30年代初南海"九小岛事件"发生后,南沙部分岛礁的地理位置、自然状况,尤其是战略作用逐渐为利益相关国所知。日法从军事角度分析占领"九小岛"在地区扩张中作用,目的是在争夺过程中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英美对该事件采取不介入、不关心的立场,对"九小岛"的战略作用定位甚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对南沙群岛与环南海周边战略要地的空间定位,以及对日法英美等国的军事企图的分析和预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政府对群岛的主权管辖;然而由于政府对南海疆域战略定位不甚明确,加之海上力量的薄弱,致使日法得以在太平岛等地存在,并为其伺机扩大侵略埋下了伏笔。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留学派遣政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由于教育方针、教育宗旨的进步,留学教育受到较大重视,先后出台了各种有关留学的政策,包括特别官费留学政策,一般公费留学政策,自费留学政策等等。此外,北洋政府还沿袭了清末的庚款留学政策,有些地方当局对留法勤工俭学等较大规模的自费留学进行了赞助和支持。从总体上说,这些留学政策系统、规范,既鼓励留学,又严格派遣资格,同时相对于清末注重实业留学的政策,这一时期对留学生的学习科目没有特别的限制,而给留学生留下较为自由的学习空间。这些政策较之清末无疑有着鲜明的进步,大大推动了近代留学运动的发展,同时为其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学教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留学生群体的结构分析(1928-1936)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由于国家建设急需各种专业人才,因而十分重视对留学生的培养以及对留学法规的制定,因而这一时期留学生的结构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就各年留学生出国数量而言,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派遣国方面,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日、美、法、德、英,留日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各国;在留学费用方面,自费生仍占绝大多数;在留学科别方面,文法类呈现减少而理工类则呈现增加的趋势;在性别上,男生的比重依然占绝对优势;就籍贯而言,留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沿海地带.在留学生的基本素质方面,比北洋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公费留学生的派遣途径上,采取以省费留学为主的选送方式.     

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的中央行政体制改革

历史学院邓丽兰发表《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的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福建论坛》2014年第12期)一文,指出国民党人开府南京后的中央政制是依据总理遗教的精心之作,在施行过程中却陷于中政会"训政"鲜效、国民政府与五院制叠床架屋、委员会泛滥成灾的     

棉麦借款与宋子文的日本登岸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萧条及农村经济破产。此外,经济萧条还导致政府财政急剧恶化。因此,国民政府要从美国借入棉麦借款以期全面解决经济悬案,并且财政部长宋子文主动推进该计划的进行。虽然宋子文是以救济民族纺织业棉荒的名义借入的棉麦借款,但是实际上是考虑在华日本纱厂的消费。时于在华日本纱厂购买借款棉花,日本外务省起初考虑接受以解决中日之间的经济悬案,但是日本军部强烈反对并主张宋子文等欧美派的下台。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实行宥和政策,随即转告宋子文返国经过日本时,登岸以跟日本政府协商,然而宋子文坚决拒绝执行国民政府的决策。宋子文的不登岸就象征坚持实行排日政策,所以这进一步引起了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对。在这一系列事件过程中,棉麦借款归于失败,宋子文也不得不辞职。     

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

汉代豪族是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认为:"抛开豪族一词来谈汉代史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在汉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在汉代国家与社会互动问题的研究中,豪族更是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学术界对汉代豪族问题的关注,至少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较为专门系统的研究,大约起自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二战以后的日本以及80年代之后的中、日学术界又     

国民政府时期的节约运动与国家构建

国民政府时期由蒋介石主导推行的"节约运动",横跨中国现代史达20年之久,其整个开展过程贯穿了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抗战建国"等重要历史事件,影响广泛,是透视现代国家构建的一扇重要窗口。尽管国民党政权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非常重视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控制,但由于自身面临多方困境,使节约运动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能量,国民政府也无法从中实现社会整合,达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诉求。     

唐宋时期日本来华留学僧之比较

唐宋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留学僧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前往中国学习宗教理论和传统文化。在唐代,日本来华留学僧以官派为主,以"求法"为目的;到了宋代,日本来华留学僧则以"自费"为主,前期的主要目的是"巡礼",后期又转而以"求法"为主要目的了。日本留学僧返国时,不仅带走了许多中国物品,而且还把中国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带到日本,客观上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棉麦借款与宋子文的日本登岸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萧条及农村经济破产.此外,经济萧条还导致政府财政急剧恶化.因此,国民政府要从美国借入棉麦借款[1]以期全面解决经济悬案,并且财政部长宋子文主动推进该计划的进行.虽然宋子文是以救济民族纺织业棉荒的名义借入的棉麦借款,但是实际上是考虑在华日本纱厂的消费.对于在华日本纱厂购买借款棉花,日本外务省起初考虑接受以解决中日之间的经济悬案,但是日本军部强烈反对并主张宋子文等欧美派的下台.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实行宥和政策,随即转告宋子文返国经过日本时,登岸以跟日本政府协商,然而宋子文坚决拒绝执行国民政府的决策.宋子文的不登岸就象征坚持实行排日政策,所以这进一步引起了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对.在这一系列事件过程中,棉麦借款归于失败,宋子文也不得不辞职.     

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

上海市地方协会 (前身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 ) ,是 2 0世纪 30年代由上海金融工商文化各界领袖人物组成的一个地方精英组织。本文对 1 932— 1 934年间史量才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考察 ,进而对当时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作简要探讨 ,认为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出现是 2 0世纪 30年代初日本入侵造成国民党政权权威衰落的特定背景下 ,上海资产阶级重新崛起的重要表现 ;史量才被刺 ,上海市地方协会被国民党控制 ,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压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以重建国家权威的必然结果。     

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

中日战争对于近代中国的少数族群、边疆事务和国族整合造成了意外而重大的影响。战前日本威胁的加剧迫使国民政府调整其国族论述,同时向蒙、藏等族群的自治要求做出妥协,并承认"五族"以外其他弱势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力;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在中国西部重建其政治军事体系,获得与少数族群接触的空前经验。地方政治势力和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力量也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对少数族群的动员。较之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动员,这些动员更贴近少数族群自身民族化过程的节奏,因而与少数族群的抗日行动衔接,结成对抗日本军事、政治攻势的共同阵线。从包含"国族"与"族群"两重含义的"民族"角度来看,抗战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动员的战争。中国的少数族群也真正获得与汉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经验,在族群意识之外进一步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对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国家整合,以及境内非汉人人群身份的"中国国民"化与"少数民族"化有正面助益。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运价政策开始调整,原先的"营利主义"政策逐渐被摒弃,"民生主义"政策得以施行。国民政府、社会民众和铁路当局三者共同构成"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其中,国民政府基于振兴经济和稳固政权的需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关键动因;社会民众对原先运价政策的批判、对"民生主义"运价政策的主张及呼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重要动因;铁路当局在此过程中也扮演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该政策施行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