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岳同志来我院讲学

五月六日至六月七日,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侯方岳同志应邀来我院讲学.除我院师生外,东北师大、河北师大、河南师大、贵州大学、贵州民院、扬州师院、重庆师院及重庆的部分中学教师参加了听讲.侯方缶同志就亚细亚生产方式,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六十年来中国社会史和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以及对几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评述等问题作了十次学术报告.通过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回顾,侯方缶同志指出.这次论战是为了明确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对象:只有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并用以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够正确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个任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完成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争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回顾

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新史学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农村性质问题开展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辩论中,以理论斗争的形式反映了政治路线的斗争,也是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斗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的问题已由民主革命的胜利实践作出了结论;中国社会史的具体分期虽然还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以马克思     

田昌五先生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田昌五先生对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以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为界 :此前主要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宗族奴隶社会 ,使其战国封建论自成体系 ;此后 ,则摆脱五种生产方式的束缚 ,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最终完成中国历史新体系 ,把远古到清末的历史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 ,提出了封建帝制时代循环发展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和观点自然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所修正 ,其不宥于传统 ,不宥于自我 ,不断更新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学术品格 ,则值得发扬光大     

2O世纪三十年代中外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进行了一场社会史论战，它实际上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引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苏联和日本分别对之进行了解读，认定中国历史属于亚细亚形态的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将被排除在世界史进程之外。受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大多接受的是斯大林有关社会发展模式的论述，认为秦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属于封建社会，它改变了以后中国人书写历史的方式。     

简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一次大论战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国内曾经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在六十年代以后,直至今天。这个本来属于学术理论性的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众多的学者和所谓学者热烈、持久的论争,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回顾第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论战中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用意,对加深第二次大论战的理解是有启发作用的。     

简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一次大论战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国内曾经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在六十年代以后,直至今天。这个本来属于学术理论性的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众多的学者和所谓学者热烈、持久的论争,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回顾第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论战中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用意,对加深第二次大论战的理解是有启发作用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性格——在北京台湾同学会“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讲

知识分子是由社会和历史产生的,所以要谈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也必然要涉及到中国社会史,但中国社会史及其分期问题,自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又是众说纷纭。今天不是要来讨论这个问题,或“成一家之言”,只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把近代西潮东来以前的中国社会分为三个时期。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向

大革命失败后,人们以社会经济史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现象的发展、探讨社会的形态及其变迁的新趋向,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迅速兴起.然而,在社会史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重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的倾向明显,一度陷入“谩骂式”政论.在反思社会史论战的过程中,在理论与材料关系方面,人们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陶希圣也积极倡导搜集史料,主张史料与理论并重,掀起了所谓的“食货运动”.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质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与东方社会特征的科学理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关系是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一般形式,也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并长期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质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客观现实性。     

古代印度社会制度试探

国内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古代印度社会经历了二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古时代的奴隶社会和中古时代的封建社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古印度社会历史实际,也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笔者运用大量历史材料和马克思的见解,证明了从雅利安人征服次大陆到英国人入主印度的整个古代印度社会制度,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实非马克思的本意。笔者从“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的观念出发,根据古印度自给自足的衣业经济构成社会经济基础和广大农民与土地所有者之间一直存在着“食租税”关系等历史事实,断定古代印度当属封建社会。     

中国侠起源问题的再考索

侠的起源是探讨侠的历史演变和侠文化、侠文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考察了前辈时彦在侠的起源问题上的诸种说法,并联系先秦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和中国侠自身的人格精神及行为规范,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是中国古代侠的直接源头,其人格精神和行为规范中包含了中国古代侠的最原始的、最稳定的质素.刺客人格类型经历了由宗法性武士到非宗法性武士、由成为游民中的一部分到以行刺为手段依附于权贵的角色转换.在由刺客向侠的过渡中,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其服务于权贵的依附性大大减弱,由"失位"而进一步演变为民众的英雄,加之古代"任"的行为观念的滋养、诸子思想文化的人格哺育,形成了中国原始侠的人格精神和侠义观念,遂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初的侠.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中国艺术考古学奠基于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及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即遗物和遗迹。这些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功利性、多样性等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同时,艺术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     

中国古代以礼治国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礼治思想在中国古代对实现社会有效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和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其中蕴涵的合理成分对今天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建立中国特色礼法体系、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与张忠培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他们的争论成为反思中的焦点.分析两位先生的观点及研究论文后,可以发现他们的实际取向相近或可互补.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地联合,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两种主张以对立的面貌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原因.曾为一代学者所熟练运用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反成为现今学者的未来目标,提示出学科设置乃至社会思潮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些均是造成上世纪末考古学反思中产生分歧的因素,且对理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相当重要.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岑家梧艺术社会学研究对中国艺术史学的贡献

岑家梧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以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资料对图腾艺术、史前艺术和中国古代美术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相当成就,是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艺术和艺术史展开研究的先行者。岑家梧在艺术史研究中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将社会学观点和方法应用于艺术和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在艺术起源的问题上,他指出艺术产生的本质在于其特定的社会意义。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他反对艺术与社会人生无关的说法,认为应从社会生活来考察艺术的本质。他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艺术的起源问题;艺术的本质问题;艺术的进化问题;艺术进化的阶段问题;艺术天才问题。他对于艺术和艺术史展开的研究,在中国艺术史研究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有着独特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历史考古与美学阐释--以郭沫若青铜器研究为例

郭沫若在广博深细的历史考证和文字训诂中,接触了大量的古代审美对象,涉及不少与中国美学史、艺术史有关的重要问题。郭沫若以历史学考据和文献学注释为特点,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进行美学阐释,为先秦美学史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