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性别比失衡治理探析

韩国人口出生率在1962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快速下降,而出生性别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上升,出现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采取综合措施治理性别比失衡,目前其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下降到正常水平。梳理和总结韩国调整人口性别比的治理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且持续偏高,一般认为,这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何者为主要因素却有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虽然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直接相关,而且是诸多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偏严的生育政策是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宁波市的数据,分析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社会、政策和技术视角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产生的根源,并建议从营造性别平等和关爱女性的社会氛围、政府政策要注意“去性别化”和“去区域化”、稳步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开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地方立法、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监控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从少数民族生育率看停止从严控制人口政策的急迫性

在我国,少数民族(广西壮族除外)一直实行的是宽松的人口政策,通过分析各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发现,大多数民族的实际生育率都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受生育障碍和主动放弃生育机会、受教育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同时,宽松的人口政策能有效降低出生性别比。要根治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在治理性别比的同时也提高生育率。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     

广西农村社会发展对出生人口性别的影响分析

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都有不利的影响.相对城镇而言,广西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调尤为严重.占人口多数的农村是广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主要根源.要解决好农村的人口问题,除了认真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外,还要改善农村的社会环境,包括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使农村家庭从...     

性别偏好与政策博弈: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时空变迁分析

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现象存在着明显的规律,从时间与空间演变过程分析,认为影响广东省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文化与民众对人口政策的博弈.文章最后提出,在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控制人口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促进国际交流 治理性别失衡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已经延续了30年,从1982年的107.6到2005年的120.5,到2010年下降到117.94.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生性别比失衡直接导致女性数量短缺,引起人口结构失衡,对人口规模、性别和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婚姻挤压、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等产生重大影响.     

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通过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的分析,得出外来人口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引起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原因的结论。在分析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控制上海市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随时局的变化而更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与艰难起步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及强硬实施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与二孩新政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将中国的出生率在短期内强制性地压了下来,遏制了人口激增的趋势,同时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然而,这种迅速的人口转变也导致了人口政策老龄化、家庭结构不稳定、家庭功能式微、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个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一样的,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营造政策实施的社会环境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背后内涵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生育政策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虽然没有因果关系,但不同地区关于生育数量的不同规定间接地影响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地区差异。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影响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国未来生育政策作出选择,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施加影响,从而达到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目的。     

西部农村中小学生性价值观培育现状及根源分析

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西部农村中小学生的性意识成长和性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系列问题令人担忧。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对中小学生的性价值观培育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难以形成有助于中小学生性价值观念培育的良好社会环境。在网络色情的冲击下,中小学生成长中的性道德观被网络色情扭曲和肢解,性道德认知被失控的性乱象颠覆和异化,这些现象主要根源在于性文化的无序性、性道德观的冲突性、性行为的失范性。     

融资约束、控制权私利与金字塔结构

在投资者理性框架下,构建了终极控制人对公司控制权结构选择的决策模型。模型结果表明,公司控制权结构选择是状态依存的(依具体参数而定),融资约束越严重的公司越可能被终极控制人利用金字塔结构控制。终极控制人利用平行结构控制新建公司时,已建公司其他股东可能受益也可能受损;而终极控制人利用金字塔结构控制新建公司时,已建公司其他股东必定受益。     

网络语言认知情况的社会调查与分析

文章主要是针对网络环境下人们对网络语言“网语”的认知、使用情况、“网语”与汉语言关系、“网语”评价等问题而进行的一项调查。着重从男女、城乡、学生与非学生等三组数据提出分析,指出网络语言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社会及语言的发展不能拒绝“网语”;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网语”,并将之深入到工作、学习和日常交际之中,对此现象应当重视并细致分析,进而有效地规范和引导,并特别注意到学生人群的认知变化。     

古希腊的同性恋

古希腊的性爱论非常独特,这种性爱论不是为了将性行为规范化,而是为了达到一种态度的风格化和一种生存美学。同性之间的爱情和性关系尤其是男童之爱在古希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人们对婚姻中的性关系以及男女间的性爱关系并没有表现出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热情,处于理论和道德关注中心的是一个自由的成年男子和一个参与未来城邦管理的还未长胡子的男童之间的性爱关系。这种关系在希腊是一种十分受推崇的文化实践,所有的文学都赞美它,所有的反思都证明它是优越的。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对我们研究同性恋和它的历史非常有意义。     

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社会性别理论分析

国内已有的对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原因研究缺乏对成因背后运行机制的思考。只有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分析框架,才能对性别比异常的深层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比较清晰的解读。对策设想主要有“提升社会性别意识,构建性别和谐社会”等方面。     

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伦理难题

在性传播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目前我国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仍然面临一系列伦理难题,如性道德教育与性健康教育存在明显冲突,商业性性行为干预面临伦理、法律或政策困境,同性恋者面临“道德多数”的社会环境且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多性伴行为动机复杂,安全套推广仍然面临伦理、法律争议和实际困难,相当数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未被发现等。面对这些难题,国家应在调整艾滋病防治工作格局、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基础上,明确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同时对艾滋病各类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具体难题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当代大学生政治认知状况调查--以南京市部分高校为例

大学生政治认知是衡量大学生政治观的重要尺度之一。基于“政治认知”的表现维度,从政治常识、政治热点事件、重大社会问题等方面出发,运用问卷收集和访谈方法调查南京市部分高校大学生政治认知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有对政治的了解,但政治基本概念模糊;政治认知方向正确,但功利化倾向较严重;对政治有一定的热情,但政治冷漠现象不可忽视;政治认知过程满意度偏低,但改善的主观意愿不强。由此,从政府、社会、高校和大学生自身四个方面提出改善大学生政治认知状况的对策建议,期望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能有所裨益。     

提高执政能力的社会学分析——“本体论”、“认识论”与社会整合

在提高执政能力的意义上,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新二元社会结构的生成,人和自然关系所发生的由工业化到后工业化阶段的变化,是当下政策主体面对的最基本的政策客体问题;随着政策客体的变化,维系工业化阶段的主客二分的思维形式和后工业化阶段的主体间际性的思维方式在习惯理念和执政模式上应有的与时俱进要求;而对新二元社会条件下社会整合机制的认识,则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必要的社会政策理念。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卓越联盟”九所高校的调查分析

从当前社会背景出发,实证研究了自我认知、政策支持、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与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自我认知、政策支持、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等因素,均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     

天津居民人力资本回报率及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基于天津市575位居民的调查数据,以居民个体及父辈特征为控制变量对人力资本要素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工作经验与学校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显著;在职培训与健康投入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个体性别、单位性质、职业类型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控制作用显著;个体教育重要性认知、文体活动参与与父辈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型对二者关系的控制作用不显著。接受学校教育与积累工作经验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女性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与男性收入持平;薪酬政策制定应借鉴外资与港澳台企业的激励措施;社会福利应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高收入群体应注重学校教育和文体活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