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在三年困难时期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比较复杂。他对总路线与大跃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所有制关系以及公共食堂等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直接影响着当时的经济建设 ,给后人留下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论知识青年“再教育”运动

"再教育"思想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文革"时期。它与毛泽东对新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有很大关系。"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再教育"思想的内涵被概括为在"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它是"文革"前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分水岭,使"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异化,被完全纳入了"文革"的轨道,成了"文革"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十七年"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运作的结果是充满各种生理欲望的身体被简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性工具,文学作品对社会成员身体遭遇的表现和处理,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外部规训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训,拯救身体就此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的手段。身体拯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信仰抵抗型、党群关怀型、民间治疗型和揭露惩罚型。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异同点比较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曾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或共产国际的决议教条化;未能科学分析中国国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而盲目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未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形势,不顾实际坚持＂城市中心论＂,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三者又在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错误的危害程度以及纠正错误的方式上存在各自的特殊性。通过对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分析,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代新儒家”刍议

“第三代新儒家”是沿用了目前大陆学界通行的说法,意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即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新一代新儒家学者。他们在继承前辈新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使当代儒学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多元化倾向、方法论的自觉、批判性与现实性、“道问学”的转向与“生活世界”的开掘。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

“大跃进运动”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饥荒。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辽宁省黑山县发明了“苞米食用增量法”，引起辽宁省委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辽宁省委将其作为政治运动来抓，并多次向中共中央呈交经验报告。后经毛泽东同意，向全国各地广泛推广，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题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这场运动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重新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使轰动一时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     

“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城市民生建设的初步探索

“一五”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民生建设的初步探索期.“一五”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改造的如火如荼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民生建设的两大历史背景.此间,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着“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对城市民生建设问题形成了诸多重要的认识;其城市民生实践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出现过深刻的社会危机,其探索所形成的模式与经验对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三年之丧”在晋唐间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晋唐之间曾发生过重大变迁。在皇家服丧方面,晋唐间,“三年之丧”从“心丧三年”发展成了“以日易月”,但这里的“以日易月”与汉魏时期的已经有着重大差别。在社会上,“三年之丧”逐渐受到各阶层认可,并被朝廷以立法形式予以支持。以上变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     

对“生命线”论断的再认识

“生命线”论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论断，是我党总结几十年革命和建设实践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须充分认识“生命线”的地位与作用，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文化等业务工作的协调发展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不是事实

正最近30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饿死三千万)。这些说法被一些人看成是历史的定论,被写进了许多专著和文献,并且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流传。那么,这个谣言是如何产生的,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

"大跃进"时期盛行的浮夸风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其危害是巨大的。它导致了随之而来的全国性的大饥荒，致使党和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声誉，是必须深刻吸取的历史教训。     

现代性的延伸与变异——“第三代诗歌”观念论

"第三代诗歌",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的一场诗歌运动,曾以反叛和断裂的姿态为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代诗歌"的出现是中国诗歌进入后现代的一种标志,但或许由于这场诗歌运动的结束和它来临时一样匆匆,是以,许多历史性的问题一直并未得到澄清。为此,选择历史场景的转换,并具体结合"第三代诗歌"主要理论派别的观念进行述析,就成为研讨这一现象的重要路径。对于最终将"第三代诗歌"观念定位于"后现代面孔下的现代性变革",除了源自以往研究的一种反思,同时,也以一种"开放式的状态",将对上述观念的研究引申向未来。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     

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困难时期的“南泥湾”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说困难,首先是经济滑坡,物资匮乏,商店连一般的生活日用品也保证不了供应。我和未婚妻是1961年2月2日办理的结婚登记手续,那时想买个洗脸盆、暖瓶,跑遍几个大商店都买不到。说困难,最主要的是粮食奇缺,人们吃不饱。当时,粮食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月30斤,后来还节约2斤,只能吃到28斤。豆油每人每月供应3两,猪肉每人每月供应半斤,鱼蛋不向老百姓供应。主食不够吃、吃不饱,副食没油水、跟不上,时间一长,许多人都出现了浮肿。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论

1 95 8 - 1 960年 ,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历史条件下 ,也掀起了扫除文盲的“大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 ,由兴到衰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盲运动中 ,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 ,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试论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古今中西”文化观

毛泽东提出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观点;邓小平提出了以“三个面向”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江泽民则强调在文化建设上“以我为主”、“双向交流”、“开拓创新”．我们应当学习、研究这些思想,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延安时期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他塑”

延安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国民党重重阻挠,深入中国革命根据地,通过“他者”视角,以旁观者的身份和客观中立的立场,向世界成功塑造了艰苦奋斗、爱国抗战、军民和谐、民主平等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究其原因,既有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矛盾评价刺激了斯诺的好奇之心,又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积极宣传为斯诺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便利条件,还有斯诺受新闻职业精神的驱使,希望能够探索并报道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状况。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他塑”,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度,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士气,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扩大对外交往,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