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企业中的“公”与“私”

在当前家族制企业中 ,普遍存在“公”与“私”交错混同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公为私所缚、公为私所用、公为私所累、公为私所蔽等方面。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作 ,而且和现代企业活动的要求有诸多差距。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使“公”“私”分明 ,以促进企业现代管理模式的形成 ,是一个关系企业未来发展的问题。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严复的“私”观及其现代价值

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家严复对＂私＂的看法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结果,反应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变化。严复肯定＂私＂,认为＂私＂是人的自然本性,是西方富强的原因之一;主张＂公＂＂私＂协调,反对＂因公害私＂和＂以私害公＂;提出通过人人＂私其国＂来＂爱其国＂,从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就如何达到人人私国的目的,严复提出了通过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达到人人私国的政治主张。严复的＂私＂观所蕴含的精神和原则在现代社会能具有重要意义。     

代际矛盾下韩国的“老人政治”与“青年政治”探析

韩国正面临愈发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且老龄化和少子化在不断加剧不同年龄层的矛盾，尤其激化了对分配与再分配政策持有较高敏感度的青年层与老年层的代际矛盾。在韩国社会，代际矛盾主要围绕就业和福利政策展开。在代际矛盾不断反复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韩国各党派之间持续进行政治斗争，形成偏向特定世代的政策。由此，不同年龄层的政治理念分歧愈发扩大，代际矛盾进一步加剧。由于老龄化现象在韩国愈发普遍，占据更大人口基数的老年一代享有更多话语权，“老人政治”应运而生，老年群体的福利压倒性超过青年群体的福利，针对青年层不平等的分配与再分配政策愈发凸显。在“老人政治”盛行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诉求与利益得不到保障，产生了需要在政治层面解决世代间不平等问题的想法，最终形成了“青年政治”。在韩国，对现状感到不满的青年群体迫切渴望改变韩国政坛，变革韩国固化的社会结构，在政治参与中作出了新的尝试。     

邓小平的“标准论”与我国新时期的三次思想大解放

本文依据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揭示了邓小平的“标准论”与我国新时期三次思想解放之间的必然联系。笔者认为，邓小平确立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把人们从“两个凡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扫除了思想障碍，廓清了前进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强调“不忘初心”，坚持“伟大斗争”

党中央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破解百年老党世界性难题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需要,是实现发展观上正本清源的需要,是坚定党员的理想信仰信念的需要,是落实三个“一以贯之”的需要。党中央在现阶段强调“伟大斗争”,既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关,又与中华民族复兴关键时刻的特点有关,还与斗争本身的复杂性、长期性有关。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伟大斗争”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其每一个方面又都包含着来自国际和来自国内的两个方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伟大斗争”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要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指引下不断推进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论日本“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

在关于日本“私”小说的诸多定义中,大都涉及到了作家的自传或具有自传性的特征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私”小说与西方自传存在着文体上的根本差异。“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也只能说是通过作者构成“私”小说作品的一部分,从而在读者与作者和作品之间建立起阅读的契约性关系,在整体上巧妙地发挥了日本独特的文艺特色。     

论朝鲜族舞蹈“形”与“力”的关系

朝鲜族舞蹈是一种综合性舞蹈艺术,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以形体来表现感情、性格和色彩,具有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表达形式。朝鲜族舞蹈所体现的直发力和传导力、“形”与“力”、“力”与“力”、“形”与“形”的关系是朝鲜族舞蹈风格表现形式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实事求是: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

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客观尺度。真理的证实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实现过程。实事求是内涵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化和逻辑展开,体现着由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行程和价值要求。因而应当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把握“三个有利于”标准,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一方面要继续打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走出姓“公”姓“私”的困惑;另一方面要反对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庸俗化、抽象化,防止淡化或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倾向     

城乡结合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可行模式探索——以J市南村水质污染问题的解决过程为例

城郊村的城市化进程已步入由量向质的跃迁阶段,重建已经完成“撤村设居”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系统成为当下重要议题。J市南村以政府采购矿泉水供应解决井水污染事件的过程,为建构可行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供了现实回应和理论启示。传统村落秩序的衰落,带来集体意识的崩解,城乡结合部社会个体化过程在加剧,原初“立公灭私”的公共性正蜕变为“活私开公”的公共行为选择。J市南村村民追寻井水污染原因的过程,展示的正是以“活私开公”方式再造城乡结合部的“新公共性”。以“新公共性”的形成作为导引,村民和社区治理者以符合“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可理解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互动基础,共同营造了以“开放性、公开性、监督性”为特征的社区公共领域,培育和壮大了社区共同体的生成。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谈谈“适应与不适应”

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不适应),由此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对这个规律,我们往往作出一些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禁锢自己的思想。例如,似乎只有矛盾(不适应)才能推动社会发展,适应是不能推动社会发展的。实际上,所谓适应,就是容许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只是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与矛盾斗争不同罢了。这个例子说明,四人帮叫嚷“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与斗争规律”,否认对立面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     

“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用法探析

日语中的“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有时都可译成汉语的“应该”、“应当”、“理应”等旭在日语表达中三者并不相同。以“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各自的使用特征及它们的使用区别为中心，结合汉语的“应该”、“应当”等进行对比性的探讨。     

湖南涟源方言的“子”尾和“唧”尾

涟源方言中常见的语尾 (吕叔湘 ;1 956)有“子、唧、公、牯、婆”等 ,其中以“子”尾和“唧”尾最为特殊。通过对两者语法功能的考察 ,便知“子”尾和“唧”尾可以置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及数量结构的后面 ,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 ,类似于普通话的“子”尾和“儿”尾 ,且具有涟源方言特色     

日本近代“私小说”中忏悔主题的两个影响源

日本近代“私小说”中的忏悔与佛教忏悔不同,它基本上是西方基督教体系内的,但“私小说”很快又扬弃了纯宗教性的忏悔,转向了伦理的、道德的告白。基督教和卢梭《忏悔录》构成了日本近代“私小说”中忏悔主题的两个影响源,二者在日本传统文化的接受和变异下,促生了“私小说”独特的忏悔主题。     

试论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

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原理,解决当代国际国内复杂矛盾争端的成功典范。“一国两制”构想,揭示出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即在处理复杂矛盾关系时,既要看到对立面的两个点（“两制”）,还必须看到连结对立面的另一个点（“一国”）。“一国”是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去谈“两制”是不行的。革命导师们关于矛盾关系的科学论断,也非常明显地揭示出这种“三点结构”的关系。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两两相对的。任何相对的、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两个点）都必然有一个互相联结的“中介”（支撑点）。我们在变革现实,改造社会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正确把握住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少犯一些极左的或右的错误,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公”“私”相对性与“元私”的本质——以犬儒第欧根尼的行为为例

在公共哲学的探索中,必然会涉及"公"与"私"的两个核心概念,然而人们却毫无反思地使用着这两个概念,基本上不再进一步探讨"公""私"的明确界限是什么的问题。虽然学界注意到"公""私"区分的相对性特征(确实,"公"作为"私"的扩大,一般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但对于最小单位的"私"("元私")究竟何以可能,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哲学意义上的探索。针对这个问题,犬儒第欧根尼的"广场自慰"与"广场宣讲"行为,可以揭示作为"元私"所具有的"拒绝对自性的绝对即自性状态"与"超越即自且对自的自足性"的本质内涵,通过对两种行为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以及如何得以自恰的分析,可以阐明人之为人活着,其作为"元私"存在之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确立与运动的哲学问题。     

略述“火烧竹篱笆”

“火烧竹篱笆，破击封锁线”是苏中四分区军民反“清乡”斗争的一曲胜利凯歌，是抗日诸多伟绩中的惊人壮举，也是在夺取反“清乡”斗争全面胜利的过程中，显示人民群众巨大威力的重要标志，是与日伪展开生死搏斗的一个闪光缩影，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仍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