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变革的激励与制约——以福建省沙县西霞村为例

三权分置制度被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重要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林业发展意义重大。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以福建省沙县西霞村为例,研究三权分置制度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变革的影响。结果显示:(1)非正式三权分置制度的缺陷是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的反向激励;(2)正式三权分置制度通过交易成本、保障心理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有激励与制约作用;(3)在治理制度层次,组织内产权制度安排通过权能激励、林农收益、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有激励与制约作用;(4)在资源配置层次,经营权流转通过经济绩效、林农收益、经营成本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有激励与制约作用。最后,针对三权分置制度的制约作用提出相应的建议。     

城乡户籍统一改革的制度性不适因素与调适政策研究

以城乡户籍统一为目标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20多年,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是存在诸多与改革不适应的制度性因素。从医疗与养老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计划生育制度、兵役制度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城乡户籍统一改革的不适因素,给出相应的完善与调适政策,同时提出户籍制度改革自身的调适建议。     

统筹城乡流通体系的协调机制与路径选择--一个制度分析框架

构建了一个制度分析框架,认为城乡流通体系失调、关系失调源于流通制度、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和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约束。对城乡流通体系协调发展的机制进行了分析,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实现和谐城乡流通统筹路径选择:(1)解除城乡流通不协调的经济约束;(2)进一步完善统筹城乡流通的制度环境;(3)创新城乡流通尤其是农村流通的制度供给模式;(4)加快流通现代化步伐,以流通技术促进农村流通效率的提高,实现城乡流通协调;(5)树立现代农村大流通意识,鼓励农村流通主体的创新;(6)以"公平高效"为目标,改进农村流通监管。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革的价值取向研究

自由、平等、秩序、效率是户籍法律制度的重要价值表现。但自由与秩序、平等与效率之间也存在着价值目标冲突需要人们进行选择,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演变体现了这种冲突和选择。以1958年、1978年为节点,我国户籍制度变革分别经历了自由迁徙时期、严格控制时期和渐进改革时期,价值取向也由原先的注重秩序、效率到更加注重自由、平等的人权保障。当下新一轮的户籍改革仍然存在公民自由迁移的障碍问题、剥离户籍背后利益引发的公平问题,需要沿着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改革路径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对全面放开中等城市和部分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反思近30年户籍改革实践,总的看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平等的"二元户籍制"及"限制自由迁徙"等实质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原因是观念保守,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够,政府对户籍改革重视不够,多以城市承载力不足等理由,不愿引入市场机制,对户籍政策把控太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应该更大一些,应尝试"全面放开中等城市甚至部分大城市的落户限制"。     

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

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其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丘井之式"。北魏在以"六镇"为中心的西北边疆地区实行过垦田,颁布过垦田法,它也是这一地区"府户"的户籍样,后来增添进了"丘井之式"。北齐继承了户籍样制度,把北魏两种户籍样混合为一,并把规定当作土地登记和管理法归入《田令》。隋、唐沿袭北齐之制。治史者不了解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不了解北魏有两种户籍样,把"均田"误解为均分土地,制造了"均田制"这一错误的概念。     

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户籍改革分析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城市化运动发展到今天,公民的自由迁徙已经形成一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度的自由居住和自由就业机制,户籍改革的核心也转向了地方福利给付的平等化问题。由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使得户籍改革的路径选择必然具有独特性。当前,地方政府推行的渐进性改革———"居住证制度",它不但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而且还为其它制度的协调改革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一元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城乡居民态度比较——以荆门市掇刀区为例

传统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造成了事实上的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为此各地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以荆门市掇刀区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例,从城乡居民态度测量、城乡居民态度对比和影响城乡居民态度的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户籍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城乡居民普遍支持户籍改革;城市居民对户籍改革的偏好大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入城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诸多问题持反对态度;影响农村居民态度的因素共有四个,即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教育.     

论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特点及优势

尽管在定义和解释中国改革方式问题上,渐进式改革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对其特点则说法不一。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1)从旧体制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寻找改革的突破口;(2)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逐步展开;(3)阶段性改革目标和过渡性制度安排相统一;(4)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5)体制外先行,双轨过渡。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特点本身又构成中国式渐进改革的优势。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户籍制度的双向改革研究

中国的户籍制度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并促进形成了两套相互隔绝的利益体系,强调"单向进城"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但难以满足市场条件下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要,而且造成了户籍利益在农村一端的固化,最终制约了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从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来看,我国户籍制度需要全面调整户籍制度背后的城乡利益关系,平行推进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双向改革。其中,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户籍利益界定为属地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以特大城市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全面脱钩,从而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融入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农地(林地)承包、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权益等户籍利益界定为保障性利益,从更好地保护这种利益出发,一方面通过设计农村户籍利益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条件构建户籍利益转化机制;另一方面立足于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求探索性改革农村户籍的封闭状态,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     

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基层政府行为思路——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建立新型户籍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在目前已具备现实基础,也是发展新型城镇化之必需。安徽省铜陵市以建立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为切入点,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及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推进相关配套政策。从铜陵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出基层政府的"递进式"行为思路,即转变户口性质—对接城乡政策—界定公私资产—调整分配关系—畅通流动渠道—推进城乡一体。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困境及其求解——以成都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文章在梳理我国户籍制度形成、改革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城市负担能力、普惠型社会福利、进城农民土地处置等困境,并以当前成都市所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为蓝本分析了其解决这些困境的努力,提出了成都户籍制度改革对全国户籍制度的启示。      

我国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案例比较分析

在中央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总要求下,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及方式并不相同,其效果也呈现较大差别。对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做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认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实践的优劣及户籍制度改革应遵循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参考。基于此,选取成都、重庆、郑州、中山4个城市的户籍改革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从改革措施、改革绩效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认为现有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自利性倾向较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诉求较为缺失。因此,要推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同时降低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风险,地方政府应充分尊重转户者意愿,并严格执行城市分类管理原则,在国家顶层设计方面,应重点着力于政绩评价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方面改革。     

新时期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思路研究

现行户籍制度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情下的产物,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割性、等级性、世袭性和功能多元化特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本文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及必要性做了深入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原则。     

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负面影响及改革措施

中国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在经历制度的初建阶段、法制建设阶段和制度完善阶段之后逐渐形成控制人口迁移、调控社会资源分配、划分等级身份等重要功能，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完善户口登记制度、改变户口迁移程序、坚持户籍制度与相关制度改革综合推进等改革措施势在必行。     

社会保障制度与户籍制度的相互制约与推进

中国在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首次对人口流动进行刚性限制。50多年过去了,户籍制度至今保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开始有序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户籍制度人为地将社会结构划分为城乡二元结构,这使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更有难度,同时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也制约了户籍制度的改革。因此,应当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准入制度”背后的附属利益,并逐步建设配套措施,大幅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社保差距,有序开放户籍限制。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社会影响、改革成就、现实困境及其发展路径

户籍制度是当代中国"城乡分策"的核心制度,它的现实影响是,使宪法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来,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还停留在诱致性的社会变迁阶段,与提速在即的城市化不相适应。政府和社会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强制性的、全面的户籍制度变迁。     

城市人口管理背后的产权分析——以农民工为例

户籍制度确立了城市既得利益群体对城市资源的支配与控制权。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二元户籍制度依然得以存在,由于历史的沉淀作用和既得利益群体的特性。城市既得利益群体借着户籍制度的作用实际上拥有了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产权,而这种产权的拥有导致了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性。根据科斯理论,要消除或减少外部性,就必须重新审核产权界定的制度安排,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人口管理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是解决城市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户籍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通过分析户籍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紧—松—紧状况的原因,指出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阻碍的主要因素,而户籍制度则是其一个制度方面的表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的完成。     

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障碍——一个制度分析框架

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质就是“国民待遇”非均等化,这使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对此,应坚持以迁徙自由化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通过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户籍制度的环境,使其进一步法制化,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