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当代价值

儒学当代价值之可能就在于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的核心在于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就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而言,它把个体价值的实现寓于对社会群体的贡献之中,着眼于个体对社会的历史贡献;就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而言,它强调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儒学价值的当代实践可以从见义勇为、遵循“忠恕之道”、要行进有耻、节制适度等方面做起,通过切身实践把传统的儒家学说及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论曾参的儒学思想及其成就

曾参是孔子弟子 ,后成为圣人级的儒学大师。他对儒学的主要贡献 :一是对儒家道德修养方法的提炼 ,二是对儒家“孝论”的创造性发展。曾参读书时天分不高 ,孔子说过“参也鲁” ,但曾参老实做人 ,刻苦学习 ,努力实践 ,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是儒学的早期奠基人之一     

走向理想之路 ——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自近代始,儒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学成了“游魂”。由此,现代新儒家从终极关怀的层面贞定儒学的宗教意义,阐释了其“内在超越”的特征,指明理想性的层面是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试论儒学与士阶层的从政心态

(一) 儒学创立之初,着眼点就是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实际问题。这当然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也代表了古代中原历史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从鲁国承袭下来的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它体现了儒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特点:不同于古希腊和印度哲学,不是“爱智”,也不是“出世”,而是主张积极入世、探索为政之道和为人之道。 首创儒家的孔子,在鲁国有短期从政,但并未得到任用。到了战国时期,儒家门生多次     

墨子刻对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墨子刻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其著于 70年代末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 ,揭示了宋代以后新儒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书中最重要的是墨子刻关于新儒学“困境意识”及其相关的“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的观点 ,以及关于“现代中国与前现代中国之间的一贯性”之论证。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 :依赖性与中国家族主义的人文理论、唐君毅的儒家自我完成的概念、新儒家的困境意识、新儒学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高涨中的乐观主义和西方时代中互相依赖的精神气质。墨子刻把 2 0…     

儒学非宗教论——与任继愈先生商榷

儒学即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体系。此学说自孔子建立,特别是汉武帝定为一尊以来,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三教九流,都是以儒家为尊为首。可见儒学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儒学本是一种世俗的学问,但古人却把它与佛、道并列为三教。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儒学的本质是什么?一般的人都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是任继愈先生,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认为,儒学是宗教,“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宗教。近几年,任先生又在其文章和书中,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对此,我们不敢苟同。要说明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应先弄清什么是宗教这个问题.“宗教二字本来源于佛教,     

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

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李翔海作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三大主流之一，现代新儒家从诞生至今已是人历三代、时逾７０多年。力图通过儒学的现代重建，重新恢复儒学在现代中国的的主导地位，这是现代新儒家几代人为之呕心呖血、努力奋斗的共同...     

牟宗三“天道”思想新探

牟宗三先生据其道德形上学之立场对传统哲学中的“天道”范畴进行疏解和重铸.超越地言,“天道”即仁道、天理、普遍性,也即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的“实现之理”,它是一内在于万物而特显于人的超越本体,代表着万物生化之理;现实地言,“天道”代表着儒者对实践儒学道德理想的现实要求,它是尧舜文武之圣王理想及礼乐教化之伦常关系的落实,也即实践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道     

论两汉儒家神学与皇权的离合关系

本文对两汉儒学神话的不同性质进行了评判：西汉之儒者与神话整体上呈现出跟皇权对抗的态势，儒生的革命是西汉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东汉王朝则真正把儒学建立为国家宗教，故儒学神话跟皇权文化合作亲密。两汉的儒家神学与皇权的关系表现为由对抗走向归依。两汉谶纬的性质也因之不同     

中国文化的模式与儒学:以礼为例

学者们常倾向于把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儒学联系在一起,把儒家看作中国文化特征的主要塑造者,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儒学在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的模式及其与儒学的关系。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盛不衰,与早在儒家之前即已形成的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的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有关。文章以礼为例来说明,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的中国文化模式或心理结构,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中,礼比法在社会整合方面更有效,也说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土壤。由于这一文化模式或文化心理结构至今仍然顽强地存在于中国人的社会里,可以设想,在未来的中国,礼治仍将是中国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这又进一步说明儒学的复兴在中国文化中至今仍有牢固的基础。     

《大学衍义补》的思想史价值

原始儒学本具体用兼备、明体达用之实学风范，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后儒的流弊从汉代开始便把儒学引向了空疏。此风在儒学应对佛道冲击重建形上依据的宋代达至极端。丘浚在直面儒学全面“内倾”的时代力矫空谈性理心性之风。重申儒学“明体达用”的风格，创造性地全面首释儒家外王学理的丰富内涵，初触启蒙经济自由之基，这在儒学的历史上实属开创先河之举。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及其历史启示

义利关系问题是思想界的古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孔子集前人义利学说之大成,把义利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学的高度,树起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旗帜。孔子强调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利,只是十分注重求利的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所继承和发挥,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义利思想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但由于后儒的偏颇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研究

儒家为己之学是修身之学,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自省又是修身之本,故自省可谓是儒家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奠定了儒家自省学说的基础,孔子及孔门“七十子”、孟子、荀子都有具体的自省思想,孔子的“内自省”“自讼”,孟子的“自反”“反求诸己”,荀子的“参省乎己”是儒家自省思想的经典表达,在省过、为学、进德等重要方面初步建立了儒家自省学说体系,成为汉唐儒学、宋明理学自省意识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先秦儒家自省意识虽然朴素,尚不系统,但在整体上呈现出主体性、自觉性、乐感性、人文性的理论特征。先秦儒家自省意识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道分水岭,是处理人己关系的重要法则,它开启了儒家自省传统,为推进当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唤醒当代自省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重要启示。     

韩非《五蠹》选注

蠹,即蛀虫。五蠹,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国君左右的亲近之臣)、商工之民。韩非认为这五种人不利于耕战,有害于国家,就象蛀虫从内部侵蚀和损坏器材那样,所以称为“五蠹”。《五蠹》是韩非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韩非的法治思想。文章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历史是不断变化的,现代比古代进步。他嘲弄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儒生象守株待兔一样愚蠢。文章还从各个角度揭露了儒家宣扬“仁义”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指出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行仁义”不但不是保卫国家的办法,恰恰相反是亡国之道。因此他主张用地主阶级的“法治”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文章在全面阐明法治内容的过程中,对于“五蠹”之首的儒家作了尖锐批判和有力鞭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韩非对儒家学派的斗争是不彻底的,文章的一些观点,如把推动历史前进的功劳归于几个“圣人”,把社会进化说成是人口和财物多少之间的矛盾造成等,也是错误的。但是仅管这样,在先秦的反儒斗争中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所反映的主张变革的思想对后世的儒法斗争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孟苟殊途同归：性善说与性恶说的比较分析

人性问题是先秦儒家关注的焦点,也是儒家政治学说的基点。孟子以“心之仁德”言性,而荀子以“人之嗜欲”言性,一个侧重社会属性,一个侧重自然属性,二者的语言表述的确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强调在后天的实践中通过“养”或“化”的方式扬善去恶,追求完善的道德以争做圣人。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性的态度和作为,最终都转向并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可见从儒家内在的道德修为到现实的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在二者的学说中是一贯的,也正是孟荀二人学说的异同之所在,彰显了儒学之为儒学的理论特色。     

论基督教的“爱”和儒家的“仁”的几点不同

很多学者在论述儒家是“学”,还是“教”的问题时,把儒学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有很多的相似点,以证明儒家是“教”。可是,我们发现了儒学和基督教许多的不同。本文仅从仁和爱、超越观和忠孝观三个方面,考察儒学和基督教,仁和爱的不同。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未有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休，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同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