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其他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等主要问题,迫切需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探索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实现形式、着力创造保障条件等,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新农村建设“三点一面”工作体系的构建

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有一个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也正是这个过程推动了其经济发展的再次跨越。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历史性课题,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县域作为承载农村发展的前沿,是实验者,更是直接推动者。近年来,胶州市始终坚持以城乡统筹为基本思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方向,探索形成了健全工作推进面、找准突破切入点、夯实经济支撑点、强化城乡统筹点的“三点一面”新农村建设工作体系,创新性地确立了新农村建设百项评价指标体系,全面推进了新农村建设,并获得了许多宝贵经验。     

从“非典”谈我国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

“非典”危机的爆发,不仅是一次突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次典型的社会危机事件。“非典”危机 事件构成了对民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并且逐渐波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因 此,构建我国危机治理机制已势在必行。笔者试从构建应对危机事件的预警和快速反应、依法行政的法治 化、媒体的信息公开化、群防群治的网络化等机制方面。谈一点粗浅看法。     

解决“大小非”问题与拯救中国资本市场

本文分析了当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指出解决．“大小非”问题是拯救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出路，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     

试论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与国家发展一路同行,因此,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应当包括: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制度体系、治理方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高的路径选择必须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主要方式,抓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论德育“多维”视角下的高校法制教育体系构建

我国高校法制教育,其内容、形式与其目标价值存在实质的二元背离,使得高校法制教育制度保障缺失,队伍建设不力,教育效果虚无。在教学科研上也只侧重于一门或几门学科的教学研究,忽略了"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的基本定位。如何从学校德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在制度保障、队伍建设、时间空间、形式载体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尝试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持续有效的法制教育体系。     

“治理”内涵解析

"治理",是当下学界、理论界广泛使用的高频词。在现有研究中,鲜有研究确切地考察"治理"的内涵。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治理"的内涵也有差别。在中国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中共文献中,"治理"主要是指控制、管理、统治的意思,中国古代汉语中还有善治、良政的意思。2000年来,西方治理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科学把握"治理"的新内涵,不可照搬西方治理理论,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共治国理政的实践,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加以把握。     

我国边境城镇体系建设的条件、价值与政策建议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生产力由原来的沿海单向布局逐步向沿海内陆双向布局转变,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明确了边境城镇作为内陆对外开放直接窗口的重要作用,提出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高度强化边境地区城镇功能的需要。研究认为,迈向现代化的我国边境城镇体系建设的基本战略要同国家战略紧密相扣,优化职能定位、空间结构和组织形态,主要任务是加快边境城镇对外开放发展、产业市场化发展、体系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未来建设我国边境城镇体系的政策措施,要考虑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特殊要求,城市与乡镇建设并重,增强节点城市引领作用,通过建设边境自由贸易区和边境开放经济带构建跨境合作机制,拓展边境城镇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     

抓好“三基”工作要做到“三个到位”

＂三基＂工作是大庆的光荣传统,有效开展好＂三基＂工作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如果将＂三基＂工作喻为＂石＂、取得实效喻为＂金＂、推进＂三基＂工作方法喻为＂指＂,那么抓好＂三个到位＂的工作方法,即思想认识到位、科学方法到位、管理工作到位,就是确保推进＂三基＂工作取得实效、起到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治理性”问题与统筹科学化研究

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复杂实践需要理论创新。"治理性"问题指复杂实践中"不可逆、不确定、不稳定、不均衡"(简称"四不")凸显带来的"系统性"症候,如用确定性方法对应不确定性问题而出现的组织性与自组织的不对称、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不适应、"树结构""网结构"的功能性失调等诸多问题。秉承世界治理风潮与中华优秀文化交汇,继承我党历代领导人一贯主张的理论与实践,需要更加重视统筹,以中国共产党的"统筹领导"、"科学统筹"为特征,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兴盛的客观要求。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新常态,要把发展——变革——创新与机遇——风险——规避三部分结合起来,实现高质量发展。面对社会问题的无结构化、多系统、多角度、多类型所产生的"四不"等不可控现象,统筹领导者应扩展人时空相统一的大视野,着力于组织性优化、转化的大辩证大协调。科学统筹本身的科学化即在统筹实践中进行学理建构并基于统筹实践的科学性、统筹思维的开放性,通过人时空相通相融、理论抽象与规范化,成就真正的统筹科学,进而指导复杂实践。无论是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是预防疫情等公共危机,都需要突破传统条块分割的"科层式"思维及低协同性困境,"...     

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我国正在开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大学,发现其治理体系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在外部治理关系、内部治理结构、治理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困境。简政放权、动员社会参与,构建政府、大学与社会新型关系;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是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坚持“三贴近”与继承“三深入”

坚持＂三贴近＂是新世纪新阶段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方针;＂三深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具体要求。正确看待＂三贴近＂与＂三深入＂,不是以＂三贴近＂取代＂三深入＂,而是以＂三深入＂推动＂三贴近＂,在＂三贴近＂的基础上做到＂三深入＂。文艺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三深入＂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灵魂,对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来说,今天和明天仍然要强调＂三深入＂。     

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创新探索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以浦东新区“镇管社区”为例

"镇管社区"经历了从单一试点、多元试点到全面试点三个阶段,20年的试点探索初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在发展形塑过程中的主要特征是社区实体化运作、非行政化、精细化服务、多元共治、不设固定模式等。社会治理理念下的"镇管社区"还存在"镇管社区"生命周期长短;如何做实社区;社区的"分类管理"与"一镇两制";镇与社区关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要素协同与数字治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颠覆性技术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型文化消费模式、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生巨大变革,形成了基于多要素联动的战略目标和多向度、基本结构集成化、运行逻辑智能化的逻辑架构。“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亟须数字治理要素的协同,其中科技创新要素是原生性助推器,可提升数字治理精度;数据资源要素是核心战略资源,可提升数字治理质效;内容创新要素是产业核心,可框定数字治理价值基准;文化人才要素是创新源泉,可释放数字治理动能;渠道创新要素是联动支撑,可拓展数字治理空间。五大核心要素的协同联动构成了智能有序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数字治理善治的保障,特别是要实现“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跃升目标,亟须现代治理能力的提升,即实现多元数字治理主体双向触达,数字治理资源精准配置,数字治理制度精准供给以及治理过程靶向施策。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六联”模式探索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培育农业农村新动能、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实质是各个生产力、各种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基于此,从资本联投、生产联营、经营联动、效益联赢、风险联控、服务联合等六个方面,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六联”模式,着眼于补齐现有经营体系短板,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全面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能,全力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构建“三维”结构的素质教育体系 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医学院校的素质教育体系应从三个维度来构建。一是发挥第一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在专业课、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课程的教学中纳入素质教育目标。二是发挥第二课堂的重要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三是发挥隐性课堂的促进作用,通过校园人文景观的建设、学习生活环境的美化,体现大学理念和人文精神,怡情养性,陶冶情操。